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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最佳對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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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的基本句式是從駢文和律詩移植過來的,因此一開始就有優美的聲律結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經過取捨、融合和優化,對聯已經有了不同於詩詞曲賦駢文的句式和結構,形成了獨立的文體。本文用二元序列表示對聯結構,“0”為平,“1”為仄,用“,”斷句,用“/”區分上下聯。

對聯的基本句式,四言和六言來自駢文,五言和七言來自律詩。駢文多采用四言和六言,故宋人稱為“四六”,但其中也雜用五言或七言。同樣是五言或七言,駢文的節奏與律詩不同。這一點常常容易被人們忽視。例如,王勃《滕王閣序》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七言聯,其節奏10-1-01-00/01-1-00-11,相當於駢文的六言句式001100/110011加了一字,“與”和“共”相當於虛字,因此不應該用七言律詩句式0011100/1100011來衡量。王勃名句的節奏與南齊王儉《靈丘竹賦》“翠葉與飛雲爭採/貞柯與層冰競鮮”(見李調元《賦話》)的節奏11-1-00-11/00-1-00-10相同而青出於藍。將兩者對照分析,駢文句式的特點一目瞭然。

紀曉嵐所説的最古春聯,蜀孟昶“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見樑章鉅《楹聯叢話》),上聯平仄是00101,在律詩中,這種特定的平仄格式,習慣上常常用在第七句(見王力《詩詞格律》),因此不是對聯句式。實際上,孟昶用的是駢文句式,其節奏00-1-01/01-1-00,相當於四言句式0011/1100加了一字,“納”和“號”相當於虛字。“昶為太子時曾自題策勛府桃符‘天垂餘慶/地接長春’”(見《中國對聯大辭典》),説明該聯是從四言句式變化而來的,作為駢文句式,對仗工麗。如果不瞭解早期對聯的這種情況,用五言律詩句式00011/11100來衡量,認為“餘”字違律,顯然是極大的誤解。

《楹聯叢話》中摘錄《朱子全集》所載聯語,有些句式明顯來源於四六。例如,松溪縣明倫堂聯“學成君子,如麟鳳之為祥,而龍虎之為變/德在生民,如雨露之為澤,而雷霆之為威”,其中允許相同虛字相對。這是對聯移植駢文句式的明證。不過,相同虛字相對現象已被淘汰。

唐代律詩的聲律和對仗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此,五言聯和七言聯普遍採用律詩句式而不用駢文句式。在長聯中,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並未完全消失,但正在被律詩句式取代,或改用一字領或三字領加四言句式。

五言律詩句式有a型11001/00110和b型00011/11100兩種,七言也有a型0011001/1100110和b型1100011/0011100兩種。把它們統統拿來做對聯,在短聯情況下,矛盾並不明顯。但是,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在律詩中不可或缺的這兩種句型,在長聯結構中只需要一種,而且有充分理由證明,只有b型才有資格作為對聯句式。因此:

(1)a型同b型有質的區別。在對聯句式體系中,既然四言和六言只有a型0011/1100和110011/001100,五言和七言理應採用b型為佳。這樣可以避免單調,增加變化(見《對聯》1998年第2號拙文《對聯句型的生成》)。

(2)b型句式的平仄變換比a型簡單。如果把句式中平變仄或仄變平的次數稱為變換數,那麼,五言b型00011/11100與四言0011/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一),而五言a型11001/00110的變換數是二;七言b型1100011/0011100與六言110011/00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二),而七言a型0011001/1100110的變換數是三。因此,在不同句式組合時,可以把五言b型視為四言,把七言b型視為六言,而a型則無此特性。

(3)b型句式在結構上接近駢文句式,易於互相轉化。前面舉的兩個例子充分説明了這一點。因此,五言和七言採用b型,可以將律詩句式和駢文句式統一起來,形成對聯句式。

近代聯家偏愛用五言、七言b型撰聯,極大地促進了對聯句式的優化和簡化,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對聯句式體系結構。即:一言1/0,二言11/00,三言a型001/110或b型011/100,四言0011/1100,五言00011/11100,六言110011/001100,七言1100011/0011100。

我們並不否定五言、七言a型句式在短聯中存在的價值;只是證明,它們在本質上是律詩句式,而不是對聯句式。同樣,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也不能當成對聯句式。長期以來,對聯未能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固然與文人學士視對聯為“雕蟲小技”有關;平心而論,不加選擇地用駢文或律詩的句式撰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對聯沒有自己的句式體系結構,就不能形成獨立的文體,只能成為駢文或律詩的附庸。

明確對聯句式同駢文、律詩句式的聯繫和區別,是選擇對聯最佳結構的基礎。餘下的問題是:對聯的句式組合有沒有最佳結構?

長聯結構無非是不同句式(包括領、襯字)的組合,或同一句式的重複,或以上兩者的組合。但是,這種組合不是隨意的。關鍵在句腳的平仄安排。

對聯句式來源於詩詞曲賦駢文,而句腳安排主要借鑑於駢文。因為詩詞曲和律賦的句腳都要受用韻的限制,惟獨駢文講求對仗和平仄,不需押韻,與對聯非常接近。例如,紀曉嵐《絳雲別志序》開頭一段是:“生生世界,轉若飈輪;種種因緣,幻如泡影。鶯飛草長,人間多早謝之花;桂老蟬寒,天上無常圓之月。傷心黃土,幾玉碎而珠沉;埋骨青山,終金銷而石泐。去來一瞬,瞿曇借譬於芭蕉;夢覺兩忘,莊叟委心於蝴蝶。良有以也;豈不然乎。”(見《紀曉嵐詩文集》),這18句分為5組,每組4句或2句,其平仄序列結構是0011,1100;1100,0011。0011,00-0-1100;1100,11-0-0011。0011,0-11-0-00;1100,0-00-0-11。0011,0011-0-00;1100,1100-0-11。0011;1100。如果把虛字去掉,就成為:0011,1100;1100,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1100;1100,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1100。這種以四言為基礎,成組互相對仗形成的句腳安排,正是對聯所需要的。

上面講過,在句式組合中可以把五言b型視為四言,七言b型視為六言,只要句腳平仄相同,組合規律就相同。實際上任何句式組合都根源於四言基本組合模式(簡稱四言模式),即:0011,1100,1100,0011/1100,0011,0011,1100。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在於:序列週期最長(十六),聲調變化豐富,而且便於自對。而簡單的句腳平仄交替1100,0011,1100,0011/0011,1100,0011,1100雖然可形成兩組自對,但序列週期較短(八),而且重複單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説,“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劉勰的原義雖指改韻,亦適用於句式組合。簡言之,四言基本組合模式是最佳對聯結構,任何對聯句式組合都可以由此生成。

就句腳安排而言,可以把每邊一句的對聯,例如七言聯: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聯)的結構1100011/0011100,看作0011/1100,即四言模式末句;把每邊兩句的對聯,例如九言聯:復旦引星辰,珠聯璧合/順時調律呂,玉節金和(北京頤和園排雲殿門聯)的結構11100,0011/00011,1100,看作1100,0011/0011,1100,即四言模式的末兩句;把每邊三句的對聯,例如十七言聯:秋色滿東南,自赤壁以來,與客泛舟無此樂/大江流日夜,問青蓮而後,舉杯邀月更何人(李振鈞安徽安慶大觀亭聯)的結構11100,11100,1100011/00011,00011,0011100,看作1100,1100,0011/0011,0011,1100,即四言模式的末三句,又如十五言聯:別來風月為誰留,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峯到春歸無尋處,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周縱策)的結構0011100,0011,0011/1100011,1100,1100看作1100,0011,0011/0011,1100,1100,即四言模式的前三句;把每邊四句的對聯,例如十九言聯:飲建業水,食武昌魚,千里馳驅,到處聚觀香案吏/對紫薇花,撤金蓮炬,九霄瞻仰,何年卻向帝城飛(見《楹聯叢話》)的結構0011,1100,1100,1100011/1100,0011,0011,0011100,看作0011,1100,1100,0011/1100,0011,0011,1100,即四言模式本身。

每邊四句以上的對聯,句腳平仄安排是否按四言模式循環反覆,要視情況而定。因為駢文句式簡單,對聯句式複雜;駢文無句式重複,對聯有句式重複;駢文對仗限於四句之內,對聯同邊自對形式花樣繁多。對聯同駢文的這些區別,要求在句腳安排上比駢文有較大的靈活性。例如,孫髯昆明大觀樓聯,可謂千古絕唱,在句腳安排上完全符合四言模式,但並非始終循環反覆,一成不變。因篇幅有限,不在這裏展開細述。

總而言之,對聯的最佳結構是在發展中逐步形成的。由於歷代(包括當代)聯家的不斷努力,對聯不僅有了比駢文和律詩更加完美多樣的句式體系,而且有了更加靈活多變的聲律結構。對聯是詩詞曲賦駢文的精華,洵非虛語。

附:
對 聯 句 型 的 生 成
——兼論採用b型的優越性

對聯堪與詩、詞、曲、駢文相媲美,不僅憑藉其工麗多姿的對仗形式,而且立足於靈活多變的聲律結構。

對聯聲律結構,即對聯結構,是一副對聯中包含的句型及其排列方式。句型的平仄格式是固定的;句型的選擇與排列是可變的。不同的句型選擇與排列,產生不同的風格和藝術效果。

對聯句型來源於詩、詞、曲、駢文的句式,但已經過優選而形成獨立的體系。為了理解與掌握對聯句型體系,有必要對各種句型的生成,作出統一而合理的解釋。

我們知道,“漢語詩的節奏的基本形式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律詩的句式可以從“平仄長竿”截取(啟功《詩文聲律論稿》)。這些基本原理同樣適用於對聯句型。

如果用二元序列來表示對聯結構(見《對聯》九卷五號拙文),平仄長竿就是一個週期為四的循環序列:1100110011001100……

其中1為仄,0為平。一言至七言十種對聯句型(每種句型由兩個互反序列組成)都可以從這個循環序列採樣,或採樣後循環移位獲得。方法如下:

(一)從循環序列第一位開始,分別作長度為一至七的採樣,可得(1)、(11)、(110)、(1100)、(11001)、(110011)、(1100110)七個序列;

(二)用同樣方法,從第三位開始分別採樣,可得與第一次採樣結果平仄相反的七個序列,即(0)、(00)、(001)、(0011)、(00110)、(001100)、(0011001);

(三)將兩次採樣結果,依次配對,就獲得一言至七言的a型句型(1,0)、(11,00)、(110,001)、(1100,0011)、(11001,00110)、(110011,001100)、(1100110,0011001);

(四)將a型的三言、五言句型序列自身,七言句型序列最後五位,分別循環右移一位,就可獲得三言、五言、七言的b型句型。(011,100)、(11100,00011)、(1100011,0011100)。

以上結果,不僅説明這十種句型是同源的,而且説明b型同a型有質的區別。a型保留了原來的節奏形式(雖然奇數句出現了句腳單平、單仄);b型改變了原來節奏點的平仄,而且將句腳變成雙平、雙仄。這兩點都是十分重要的。

從理論上講,在對聯聲律結構中,既然偶數句只能採用a型(因為沒有b型),奇數句(一言句除外)理應採用b型為佳。實際上,在句型組合時,五、七言多采用第二聯型,即b型。可見,有經驗的聯家偏愛b型是有道理的。五、七言b型首尾雙平雙仄,同偶數句完全一致,組合時非常協調。何況五、七言b型的拗救比a型簡單得多,何樂而不為?本來,五、七言ab兩種句型是為律詩、絕句設計的,對聯儘可擺脱五、七言a型帶來的麻煩。

略論最佳對聯結構
對聯的基本句式是從駢文和律詩移植過來的,因此一開始就有優美的聲律結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經過取捨、融合和優化,對聯已經有了不同於詩詞曲賦駢文的句式和結構,形成了獨立的文體。本文用二元序列表示對聯結構,“0”為平,“1”為仄,用“,”斷句,用“/”區分上下聯。

對聯的基本句式,四言和六言來自駢文,五言和七言來自律詩。駢文多采用四言和六言,故宋人稱為“四六”,但其中也雜用五言或七言。同樣是五言或七言,駢文的節奏與律詩不同。這一點常常容易被人們忽視。例如,王勃《滕王閣序》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七言聯,其節奏10-1-01-00/01-1-00-11,相當於駢文的六言句式001100/110011加了一字,“與”和“共”相當於虛字,因此不應該用七言律詩句式0011100/1100011來衡量。王勃名句的節奏與南齊王儉《靈丘竹賦》“翠葉與飛雲爭採/貞柯與層冰競鮮”(見李調元《賦話》)的節奏11-1-00-11/00-1-00-10相同而青出於藍。將兩者對照分析,駢文句式的特點一目瞭然。

紀曉嵐所説的最古春聯,蜀孟昶“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見樑章鉅《楹聯叢話》),上聯平仄是00101,在律詩中,這種特定的平仄格式,習慣上常常用在第七句(見王力《詩詞格律》),因此不是對聯句式。實際上,孟昶用的是駢文句式,其節奏00-1-01/01-1-00,相當於四言句式0011/1100加了一字,“納”和“號”相當於虛字。“昶為太子時曾自題策勛府桃符‘天垂餘慶/地接長春’”(見《中國對聯大辭典》),説明該聯是從四言句式變化而來的,作為駢文句式,對仗工麗。如果不瞭解早期對聯的這種情況,用五言律詩句式00011/11100來衡量,認為“餘”字違律,顯然是極大的誤解。

《楹聯叢話》中摘錄《朱子全集》所載聯語,有些句式明顯來源於四六。例如,松溪縣明倫堂聯“學成君子,如麟鳳之為祥,而龍虎之為變/德在生民,如雨露之為澤,而雷霆之為威”,其中允許相同虛字相對。這是對聯移植駢文句式的明證。不過,相同虛字相對現象已被淘汰。

唐代律詩的聲律和對仗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此,五言聯和七言聯普遍採用律詩句式而不用駢文句式。在長聯中,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並未完全消失,但正在被律詩句式取代,或改用一字領或三字領加四言句式。

五言律詩句式有a型11001/00110和b型00011/11100兩種,七言也有a型0011001/1100110和b型1100011/0011100兩種。把它們統統拿來做對聯,在短聯情況下,矛盾並不明顯。但是,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在律詩中不可或缺的這兩種句型,在長聯結構中只需要一種,而且有充分理由證明,只有b型才有資格作為對聯句式。因此:

(1)a型同b型有質的區別。在對聯句式體系中,既然四言和六言只有a型0011/1100和110011/001100,五言和七言理應採用b型為佳。這樣可以避免單調,增加變化(見《對聯》1998年第2號拙文《對聯句型的生成》)。

(2)b型句式的平仄變換比a型簡單。如果把句式中平變仄或仄變平的次數稱為變換數,那麼,五言b型00011/11100與四言0011/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一),而五言a型11001/00110的變換數是二;七言b型1100011/0011100與六言110011/00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二),而七言a型0011001/1100110的變換數是三。因此,在不同句式組合時,可以把五言b型視為四言,把七言b型視為六言,而a型則無此特性。

(3)b型句式在結構上接近駢文句式,易於互相轉化。前面舉的兩個例子充分説明了這一點。因此,五言和七言採用b型,可以將律詩句式和駢文句式統一起來,形成對聯句式。

近代聯家偏愛用五言、七言b型撰聯,極大地促進了對聯句式的優化和簡化,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對聯句式體系結構。即:一言1/0,二言11/00,三言a型001/110或b型011/100,四言0011/1100,五言00011/11100,六言110011/001100,七言1100011/0011100。

我們並不否定五言、七言a型句式在短聯中存在的價值;只是證明,它們在本質上是律詩句式,而不是對聯句式。同樣,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也不能當成對聯句式。長期以來,對聯未能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固然與文人學士視對聯為“雕蟲小技”有關;平心而論,不加選擇地用駢文或律詩的句式撰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對聯沒有自己的句式體系結構,就不能形成獨立的文體,只能成為駢文或律詩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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