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20年埋首“打撈”唐宋湮滅歷史
中國人常説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麼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由於過去的《舊五代史》並不完全，大量史料散逸民間，還有一些處於“地下”未被髮掘，因此“鏡面”始終是模糊不清的。然而，記者近日獲悉，一直殘缺遺漏的五代史經過重輯首次露出全貌。而這項篇幅浩帙達300萬字的皇皇鉅著竟然出自一人之手，這位以一己之力，完成浩繁的“擦鏡”工作的就是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 ——引子
20年埋首故紙堆
這是作為《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在明朝亡佚後數百年來首次完整重輯，為此後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完備的五代文獻。陳尚君長期致力於唐代文獻的搜輯整理、考訂補正，在20年的時間裏，他整理出近1000萬字的古籍。在300萬字的重輯《舊五代史》之前，陳尚君已整理出120萬字的《全唐詩補編》、500餘萬字的《全唐文》，而他的《全唐文補編》也於近日由中華書局隆重推出。“陳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給歷史研究者‘打撈’出了唐、宋之間湮沒、缺失的歷史。”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名學者葛兆光説。
窗台上也碼滿了書
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家，而唯一的不同在於家裏隨處可見的書和資料。陳尚君的家，幾乎是用書堆出來的。兒子的房間被佔領了，妻子的梳粧枱被佔領了，窗台上都碼放得滿滿當當，書房裏自是不用説，據説不經過整理連腳都踩不進去，而陳尚君居然能在其中非常自如地取用他的“工具”。而這些還不是全部，據説在“外面”，他還有一間專門用來堆書的工作室。
到陳尚君家的那天下午，復旦大學出版社剛剛送來《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樣書，這是該書正式出版前的最後一“校”。“我已經發現了一個錯字”，記者隨即看去，在發現錯字的那一頁，儼然夾了一張黃色的便條紙。即使第二天就要開研討會，前一天的晚上，陳尚君還在一字一句地仔細校看那些他已經看了許多遍的書稿。像這樣夾着便箋紙的書本，在他的房間裏還有很多很多。
五代史編修先天不足
五代史在中國史學研究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學界已有公論，五代是唐朝士族社會向宋朝市民社會發生鉅變的關鍵時刻。縱觀中國歷史，從漢代到唐代，中國社會是以世家大族為主導的士族社會，但從宋代以後，原有的世家大族不復存在，市民社會發展，庶族通過科舉進入權力核心，理學家則致力於新的社會倫理道德的重建。中國從中世向近世的社會轉變，是在五代的百年亂世間實現鉅變的。
但是五代史的編修與研究一直先天不足。《舊五代史》由宋太祖於開寶六年(公元973年)下詔編修，全書一百五十卷，是記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這部史書在明代時亡佚，後由清朝學者邵晉涵在修《四庫全書》時重輯。
陳尚君表示，《舊五代史》成為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佚書，也是最後一部列入正史的著作。但是，邵晉涵的輯本存在嚴重不足：一是缺漏很多，北宋重要史書《冊府元龜》遠未充分利用；二是為迴避文字獄，對原書中涉及民族敵愾的文字，作了大量的諱避改動；三是校勘不精，細節出入很多。
從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國史學界就有重新輯校《舊五代史》的呼聲。著名史學家陳垣在1930年就提出用《冊府元龜》校《舊五代史》的計劃，但沒有完成。對此書的通校重錄一直未實現，原因是文獻甄別過於複雜艱難。
11年重輯《舊五代史》
陳尚君介紹説，重新輯校的《舊五代史》嚴格遵循傳統，以現代學術理念系統清理五代文獻。一是對《舊五代史》原文，利用現存典籍善本作全面校勘，補充逸文，新增傳記六十多篇，增補和改訂原書文字達八千多處；二是採用裴注《三國志》的體例，將現能尋得的五代實錄全部輯出，這樣不僅順利解決了《冊府元龜》所引五代文獻的鑑別困難，也為學界提供了最原始完備的五代文獻；三是對清輯本引錄文獻和校語考證，全部複核原書，確定正誤，同時全面比讀相關文獻，增寫了大量新的考訂文字；此外，經周密考證後重新編次，儘可能接近原書面貌。
“在重輯《舊五代史》的工作開始後，才發現這項工作的艱苦與繁雜，原以為兩三年時間即能完成，但是一直持續了11年才大功告成。”陳尚君回憶説，“重輯《舊五代史》的細節沒有出入是不可能的，我在前人的基礎上，提供儘可能真實的史料。”
為中國唐代文學研究帶來光榮
《全唐文補編》是陳尚君在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外編》之後着手進行的另一個巨大的學術研究工程。陳尚君從1986年開始着手《全唐文補編》的工作，至1991年初步完成，檢錄出唐人遺文6200多篇，相當於前人所得唐文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其中有大量珍貴而稀見的文獻。僅此兩項工作的成就足以使陳尚君的名字永遠鐫刻在學術史上。唐研究學者、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的傅璇琮先生在為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所作的序中評述道：“他一方面對前人已做的唐詩匯錄輯佚進行系統的總結和梳理，另一方面對唐人著述總目和今存唐宋典籍，作全面的調查。他所查閲的書，其面之廣確實是驚人的，不止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來的總集、金石、方誌、譜牒、説部，以及敦煌文獻、佛道二藏、域外漢籍，都鉅細無遺地加以搜輯，據他自己估計，先後檢書超過5000種，僅方誌就有2000多種。這種竭澤而漁式的網羅，其收穫即為輯得逸詩4600多首(其中新見作者8 00多人)，相當於前此各家所得總和之兩倍多，可以説是清代中期以後唐詩輯佚的最大成果。”
當初，朱東潤先生對青年陳尚君寄予厚望，認為陳尚君將給復旦帶來光榮。而傅璇琮先生在陳尚君的《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序言中則更相信，“以尚君同志十餘年來在唐代文學基礎研究也就是文獻資料考證上所作出的業績與貢獻，他必將為中國的唐代文學研究帶來光榮”。
從未給自己的研究申請立項
二十多年來的艱苦治學，有人笑他傻，也有人不理解，好好的中文系主任不做，為什麼要一頭扎進故紙堆自討苦吃？陳尚君告訴記者，他的研究是寂寞的，但也有常人難以體會的樂趣，內心的愉悦在於不斷的發現之中，有的時候通過你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發現是你原來根本無法預期的，這種內心的狂喜就像牛頓發現了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他在輯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十多年時間裏基本不參加學術活動，不回覆朋友來信，在海內外蒐集、梳理各類古籍，引用到的古籍達400多種。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聖遂教授認為，在學術氣氛浮躁的環境下，陳尚君11年埋首古籍的精神尤其難能可貴，“他能夠在20年時間裏沉下身去搞研究，取得這樣重大的研究成果，非常了不起！”
而陳尚君的了不起不僅僅是一顆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在他潛心研究的20年裏，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學術研究申請立項，因為在他看來，學術研究往往很難預設結果。他説：“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也不知道最終會發現什麼，我能做的僅僅只是一點一點順藤摸瓜，抽絲剝繭。”如今，他可以自豪地説：“在五代史近100年時間裏，我可以排出每天發生的事情。”陳尚君特別要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對《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及《全唐文補編》的關心，“他們給予我資金上支持，尤其是復旦大學出版社還給我提供了專門的工作室，這對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説非常重要。”
“做學問不要盲從古人、名人”——導師朱東潤先生的教誨不敢忘
熟悉陳尚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學者。作為一名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陳尚君的起步是相當晚的。1952年，陳尚君出生在江蘇南通一個尋常人家，父親是裁縫，僅有國小文化程度，當然更説不上什麼家學淵源了。陳尚君剛進國中就碰上了“文革”，沒上幾天課就去了長江邊上的一個農場種田，一待就是8年。在那裏，陳尚君碰到了幾位喜愛讀書的朋友，在繁重的農活之餘，居然從外語讀到馬列，從生物分類讀到魯迅、孔子。回首這段“轟轟烈烈”的經歷，陳尚君説，“正是那時候磨練了自己‘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着和韌性。”1977年初，當他作為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進入復旦時，陳尚君對歷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頗使一些老師感到意外。在復旦，僅僅用了一年，陳尚君即以專業第一、總分第二的成績，破格錄取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
陳尚君研究生時的導師是朱東潤先生，談起朱先生陳尚君歷歷在目，他回憶説，朱先生當時已經83歲高齡，仍精神矍鑠，聲如洪鐘，每次上課都講滿兩小時。記得一次授課，講如何讀書，朱先生要求我們不僅要讀通讀懂，而且要力透紙背，讀出表面文字沒有包含的內容。朱先生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早年留學英國，很推崇英國傳記文學的寫法，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標是在傳記文學方面開拓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路。我跟他學唐宋文學，他告訴我：“讀書要耐得住寂寞，下苦功夫，讀書要能讀出書面文字中沒有表達出來的內藴，做學問要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盲從古人、名人。甚至説到，好的學生應敢於對老師的説法提出質疑，不想超越老師的學生不是好學生。”
跟着朱先生求學的第一年讓陳尚君記憶深刻，“當時朱先生對我的基礎之差頗多批評，學年考試出題《大曆元年後之杜甫》，我用一個暑假寫出長文，對宋以來視為定論的杜甫離蜀原因提出新説，與朱先生的《杜甫敍論》持説亦有不同。朱先生看後大加讚賞。這也樹立了我在學術上的信心。”朱東潤先生也對陳尚君寄予厚望，甚至説到陳尚君將給復旦帶來光榮。這麼多年以來，陳尚君始終不忘朱先生教誨。雖然，“後來我未能嘗試他的治學道路，另走上了考據輯逸一途，但就治學精神來説，朱先生對我的言傳身教讓我獲益匪淺。”
邊聽周杰倫，邊整理古籍的奇人
可是，對於陳尚君來説，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全唐詩誤收詩考》(1984年)是清代以來第一次對傳誤唐詩的全面清理；《杜甫為郎離蜀考》(1979年)、《杜甫離蜀後之行止原因新考》(1982年)發人所未發，“是建國以來研究杜甫生平創作最值得玩味之文”；《張碧生活時代考》則是細而精的考證傑作；而近年陳教授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辨偽，更是引起唐詩學界和文論學界的極大震動。跟傳統印象中青燈黃卷、窮經皓首的學者不同的是，陳尚君愛好廣泛，喜歡看電影、旅遊、攝影、是卡拉ok的箇中“高手”，説起“超級女聲”滔滔不絕，在他家陳尚君還向記者現“寶”，這是他剛從日本“淘”回來的厚厚兩大本日本電影寶典，看着他眉飛色舞的樣子，真的很難讓人跟那個整日與故紙堆打交道的學者形象聯繫起來。用他夫人的話來説，陳尚君是“一邊聽着周杰倫，一邊整理古籍”的奇人。
談起治學，陳尚君頗有心得，他説研究古籍要有所成就，首先要熟練掌握目錄學；二要重視史源，對於所有材料都要找到第一齣處；三是不盲從古人、名人，對前人的見解要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審視。看陳尚君的文章，你會感到嚴謹、嚴肅，甚至有些冷峻。對此，陳尚君説，他是以一種類似“理科”的方式來研究，“我不想投入感情，不想對哪一個人負責。我把我從事的工作當做一種科學，所以，尊重客觀事實是第一位的。”“我對古典文獻的研究的確比較嚴格，我要把肉剔光，以見筋骨；掃落文彩，不避愚拙。”
今人無法超越前人？錯！
上世紀80年代初，許多青年學者熱衷於探討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方法，但常忽視了傳統的繼承。陳尚君説，“當時，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提出，‘資料考據工作前人已經做完，我們不可能超越乾嘉考據之學，現在還講考據實在太可悲了’。”就在這些討論熱烈展開之際，陳尚君卻異乎尋常地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倍感意外的選擇。他向學校提出，不再擔任復旦中文系的主任職務，要將精力投入研究工作中。而他所選擇的正是當時普遍不被看好的實證考據，專攻的又是歷代研治積累最厚的唐詩。
現在返過身再來看當時的選擇，陳尚君説，其實今人在學術考證上是大有所為的。以現代的學術眼光來看，當時的研究領域顯然偏窄，現代專修文史的學者有許多有利條件，一是圖書利用大為方便，不必如古人那樣為求一書而負笈千里；其二，今人可見的文獻遠遠超過先賢，清末公私散出與海外傳回者，為數極大，考古發現更為豐富；其三，現代檢索手段更為精密。古人能背《十三經注疏》固然令人驚駭，但今人只需要檢索就能得到，還有極其重要的是，今人的學術視野更為開闊，因而陳尚君認為，繼承前代治學方法，為現代學術之用，完全可以超越前人，在史學、文學方面尤為如此。陳尚君的博士生唐雯告訴記者，“老師買書時常藏一套剪一套，他工作起來尤其投入，在他的工作室裏除了書桌和cd機外，就是壘成一垛垛鋪開的資料，光廢紙就裝了幾麻袋。”
陳尚君簡介
1952年6月出生於江蘇南通。1977年2月至1978年9月，就讀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1978年9月至1981年12月，為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朱東潤教授，研究唐宋文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術上，專治唐宋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於唐代文學文獻的搜輯和考訂、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最多。近年亦從事歷史文獻學和石刻文獻學研究。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