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嘯仙：審計先驅 肅貪能手
阮嘯仙是1933年冬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的。在瑞金，他工作生活了不到一年，然而他那嚴謹、踏實、果敢的工作作風，卻在老區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熟悉的老紅軍、老幹部回憶説：阮主任有一種拼命精神，為建立紅色審計制度嘔心瀝血；他對根據地內出現的貪污腐化行為痛恨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一旦發現，就要一直到底，不存半點含糊和遷就，人們都尊稱他是審計戰線上的一把“鐵算盤”，一個受羣眾歡迎的“鐵包公”。當時，中央蘇區羣眾中唱着這麼一首順口溜：“阮嘯仙，真過硬，審計肅貪是能人，羣眾見了哈哈笑，貪賊見到失了魂。”
沙洲壩來了位“白面書生”
1933年11月底，瑞金沙洲壩忽地冒出一位高高瘦瘦的陌生人。此人穿着一身灰色舊式西裝，臉色白裏透黃，戴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見了人總是笑眯眯的，卻很少與人搭話，嚴然一副書生模樣。
這位陌生人，便是阮嘯仙。當時，沙洲壩幾乎天天都有新鮮事，什麼時候來了一個大官，那一天又來了個洋人，這都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阮嘯仙的到來，雖算不上什麼“起眼”，但他就住在沙洲壩元大屋的村口，人們常常能見到，於是，人們開始議論：中央政府又來了個白面書生，看上去既很慈和，又像很嚴肅……
沙洲壩元太屋駐着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主席就住在裏面；它的右側二米處是人民委員會，裏面住着張聞天等。在元大屋左側約三十米，有一幢楊氏宗詞，洞堂分上下兩廳，左右兩側有幾間耳房，阮嘯仙就住在右耳房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裏。
從變幻莫測的大上海，來到這充滿歡聲笑語的山溝溝，阮嘯仙心裏有説不盡的歡欣和喜悦，他常常在村口田埂路上走來走去，有時會對田裏幹活的羣眾發出一番感歎：“這裏真好，到了這裏，就像到了自己家裏一樣。”；
阮嘯仙似乎感覺到自己穿西裝在這裏太顯眼、不協調，於是換掉了西服，穿起了一套黑色列寧裝。自這時起，阮嘯仙一直是穿列寧裝或中山裝，後來再沒見過他穿西服。 在瑞金，阮嘯仙遇上了他的許多老熟人、老朋友。一天早飯後，阮嘯仙與毛澤東站在元太屋門前那棵古樟樹下談笑風生，附近的羣眾好奇地圍了過去。毛澤東和鄉親們都很熟，他指着阮嘯他向大夥介紹説；“你們別看他象個白面書生，他可是個頂呱呱的農民運動領袖，我在廣東農講所時，就聽到很多人唱這麼一首歌，‘阮嘯仙，阮嘯仙，農民見到哈哈笑！地主見到哇哇叫!'他是真能為我們窮人説話辦事的，你們歡迎不歡迎？” 經毛澤東這一介紹，人們開始與這位“白面書生”親近起來。
不久，人們就聽説這位“白面書生”當了中央政府的大官。
1934年1月2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會”）在沙洲壩召開。這次會議選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阮嘯仙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會議。
會場設在元太屋西側一公里的老茶亭樹林之中。密林中聳立着一座“中央大禮堂”，禮堂是1933年8月動工修建的。當時，禮堂的半邊由來自福建的紅軍建造，另半邊由來自江西的紅軍建造，雙方開展勞動競賽，你追我趕，才3個多月功夫，就落成了。阮嘯仙到瑞金後，大禮堂正處修整階段，他住的地方離這裏近，常常抽空到這裏參加義務勞動。 這座大禮堂系土木結構，八角形，看上去像頂紅軍八角帽，頗為別緻。禮堂裏開了好多窗，裝上玻璃，相當明亮，這在當時的山溝溝裏算是宏偉的“現代化”建築了。禮堂分兩層，一排排長條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稱“大”禮堂。 開幕那天清早六時，沙洲壩忽地響起幾聲沉悶的炮聲，附近羣眾卻沒有一個人驚慌失措。因為阮嘯仙已向羣眾説明，那是為了慶賀“二蘇大會”而放的禮炮。
阮嘯仙參加了沙洲壩舉行的閲兵式。
正式會議是從晚飯後開始的。中央大禮堂內掛起了十來盞汽燈，顯得頗有氣派。主席台上貼着馬克思、列寧像和鐮刀斧頭旗。台上放了幾張國小生的課桌，算是講台。阮嘯仙和其他代表一樣，在步入會場時領到兩本油印的小冊子，是用當地毛邊紙印的，封面上畫着五角星和鐮刀斧頭。那是毛澤東的新著《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和《鄉蘇工作的模範（二）——才溪鄉》。
會議開了十多天，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在選舉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時，阮嘯仙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爾後，中央政府任命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
“白臉書生”成了“黑臉包公”
此時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內外交困”的關頭：外部，國民黨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蘇區軍民的經濟和供給異常困難；內部一些混進革命隊伍內的投機腐敗分子、階級異已分子乘機作亂，他們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公款、塗改帳目、銷燬單據、假造憑證、互相包庇，致使蘇區經濟雪上加霜。
為了擺脱困境，蘇維埃中央政府採取“兩手出擊”的方針，一方面是號召大力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掀起檢舉打擊貪污浪費的犯罪活動。
在施行過程中，新的矛盾又出現了。蘇區的生產發展了，經濟收入卻並未增加，財務管理混亂現象十分嚴重；奢侈浪費現象被發現了，卻又無法找到貪污罪犯的證據，致使浪費現象得不到制止，貪污罪犯繼續加倍貪污。
於是，建立各級審計監督機制，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
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刊登《對於財政統一的貢獻》一文，首次提出實行財政統一，必須建立審核制度問題，決定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財政部之下，設稽核員，專門負責審核各機關廠礦收支預決算。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實際審計工作並未開展。5個月後，即1932年8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22次常會通過《財政部暫行組織綱要》，正式提出中央機關和地方的審計建制問題，規定在財政部之下暫時設立審計處，省財政部設審計科，但此後的審計工作仍未開展。一年後，即1933年9月，這一問題再次提到人民委員會第49次常會上討論，決定“成立審計委員會，以高自立、樑伯台、吳亮平為委員①”這時，審計工作有所開展。但因高、樑、吳當時都兼有多職，無固定的人員和機構編制，審計工作受到很大的侷限。直到“二蘇大會”，中央政府才把中央審計委員會的隸屬關係、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等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根據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規定，中央審計委員會與最高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法院相併立，同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樣，中央審計委員會就成了中央蘇區國家政權機構的組成部分被置於獨立而重要的位置。
阮嘯仙深感責任重大。上任之初，他請鄰居楊大嫂縫製了一隻特製布袋子，布袋子的式樣是阮嘯仙自己設計的，袋子寬50公分，長60公分，大袋中套着小袋，層層疊疊縫有七八層。阮嘯仙解釋説，大袋子可用來放乾糧和日常用品，長條袋子是放手電筒的，小袋子分別放記事簿和帳本。這隻布袋子縫好後，成了阮嘯仙片刻不離身的寶物。
阮嘯仙定的第一步是健全審計組織。按照《蘇維埃組織法》規定：中央審計委員會由5至9人組成；在省及中央直屬縣（市）設審計分會，由7至9人組成，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國民經濟部長、裁判部長及省一級蘇維埃行政機關的首長為當然委員，設主任1人，祕書、文書各1人，審核員2至5人。
為挑選配好各級審計工作人員，特別是審核員，阮嘯仙花費了很大精力。當時認為，審計工作人員必須出身貧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財務會計知識，能堅持原則，敢於鬥爭，有吃苦精神的年輕幹部。組織建立後，阮嘯仙對審計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常説，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須以身作則，以身示範，這樣才能樹立起一種正氣、硬勁，沒有正氣難以審查出問題，沒有硬勁難以除弊。為此，他為審計人員規定了“六不準”工作紀律，要求每個審計人員都要熟記和堅決執行。據當時曾做過審核員的廖德周等老同志回憶，“六不堆”的大致內容有：不準偏聽偏信，不難弄虛作假，不準漏查和作不精確統計；不準循私用情；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乾糧；不準收受被審人員任何物品。
第二步，阮嘯仙擬寫了《審計條例（草案）》，這個條例後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公佈實施。《條例》共19條，其要點為：1、實行審計監督制度，旨在保障蘇維埃財政政策的充分執行，裁判檢舉對貪污浪費的行為，使財政收支適合於革命戰爭之需要；2、審計機關分為中央審計機關和地方審計機關。中央審計機關為審計委員會，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領導。地方審計機關為審計委員會分會，受中央審計委員會和地方蘇維埃政權的雙重領導；3、審計的基本職能是對財政經濟活動的監督，即審核國家税入與税出，監督國家預算執行；4、審計機關具有處理決定權。如審計決算，認為有浪費或貪污應處罰及應負賠償責任的，隨時報告主席團（中央或省、中央直屬縣市）執行，在分會應同時報告中央審計委員會。 審計職責明確了，阮嘯仙背起布袋子出發了。他對同事們説：審計監督也要抓重點，我們就從中央機關入手。 阮嘯仙帶領審計人員一頭扎進中央政府，對中央各部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十多天後，基本情況摸清了，阮嘯仙及時將審計結果予以公佈。 1934年3月對日的《紅色中華》報這樣記載： “為着開展節省運動，健全與建立會計制度，我們首先檢查中央各部，先由總務廳召集各部工作人員組織突擊隊相互到各部查閲帳目，號召節省運動，並幫助編制預算決算，適接到3月份預算時，又直接與各部負責人按照工作需要上來詳細檢討，現在已把這個月預算查館，特宣佈其結果如 （一）三月份核定預算與前幾月的比較（貨幣單位：元）
11月 2月 3月
總 務 部 4175 1345 110
勞 動 部 376 221 104
土 地 部 1473 600 411
財 政 部 349 543 384
檢 委 會 752 255 215
國民經濟部 778 193 103
教 育 部 103 156 192
內務司法部 626 258 237
糧 食 部 170
合 計 12032 3678 2831
審計結果表明，中央各部1934年4月比1933年11月節省預算開支8354元，3月份節省9201元.阮嘯仙在審計報告中説：中央各部3月份的預算“都能按照實際工作的需要，來詳細加以核減，從前開列數字的現象差不多沒有了。要保證將來的決算無大出入。這是預算確立過程中的大進步。”另外，還反映了“在改善工作方式與裁減不必要的工作人員方面，減人不是機械的平均主義的減，而是按照實際工作的需要及人的能力來進行的。”除新成立的糧食部外，2月份中央各部共849人，3月份則為680人，減了169人。裁減後“一般的説，各個部門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情緒比以前緊張了，勞動紀律提高了。”
阮嘯仙認為，審計監督不僅要發現好的，關鍵還要敢於揭露問題。這次對中央各部的審計，阮嘯仙提出並公佈了以下問題：一、各部首長對本部的預算決算制度不重視，很少過問；二、階級警覺性不夠，特別指出土地部利用地主出身的王宗元任會計科長，這次當查出王宗元有貪污行為時，王宗元竟攜款逃跑，造成損失；三、“有些工農出身的幹部，不會寫算，不懂管帳，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現象”，為罪犯貪污提供了可乘之機。 阮嘯仙帶領審計人員馬不停蹄，接着對中央直屬公瑞金縣、中央印刷廠、郵政總局、貿易總局、糧食調劑總局等單位進行財務審計稽核，查出了大量問題，追回了一筆筆貪污款項，僅在瑞金縣，就“追繳貪污款子達六萬多元”。阮嘯仙在後來的審核報告中指出：“有許多蘇維埃及軍事機關，發生極大的浪費和預算不實在的事情”，1933年10月份中央總務廳預算浮至五千元之多，總衞生部10月份預算後方醫院傷兵及工作人員，人數與實際所有數相差很遠……“其他不少的蘇維埃機關及軍事機關浮支浪費的率亦時常發現，這證明浪費現象現在差不多仍是普遍的存在着。” 阮嘯仙敢於碰硬，大膽揭露問題，為中央蘇區深入開展反貪污浪費鬥爭提供了一筆筆可靠依據。蘇區軍民讚道：這位“白臉書生”變成“黑臉包公”了。
逼使貪污分子“繳械投降”
在對蘇維埃中央機關和國家企業的審計過程中，只要發現有貪污腐化的嫌疑目標，阮嘯仙就會像部署一次戰鬥任務那樣認真，緊迫。他常常把眼睛都熬紅了，不查出個眉目，他也不讓同事們休息，他説：凡是貪污腐敗分子，沒有一個會甘願承認的，只有嚴格審核，把握證據，才能逼使貪污分子繳械投降。
1934年2月中旬，阮嘯仙安排對部分國家企業的財務收支進行審核。當審計人員到達葉坪下坡塢的那天晚上，羣眾就送學一封控告情。控告信反映，中央印刷廠會計科長楊其茲，經常與軍委印刷所的會計科長路克勤一起吃喝嫖賭，他們常去大田尾賴榮生飯館，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在廠內欺壓扣剋工人，還強佔他人妻子……控告信中説：“像他們這樣吸工人血汗的貪賊，難道還能讓他們繼續作威作呼（福）嗎？我們相信，共產黨定能戰勝一切邪惡，蘇維埃決不會容忍這種人損害自己的形象……”信後有十多個羣眾和工廠工人的簽名。 楊其茲，年近五十，他是原中央印刷廠廠長楊其想的親兄弟。這人長得身高體瘦，嘴角留着兩撇八字鬍，説話陰陽怪氣，鼻樑上架一副眼鏡，鏡片後面常常射出一道兇光，工人羣眾都稱他是陰險毒辣的“辣毛蟲”。 接到羣眾的控告，阮嘯仙當即部署進行重點審查，查了幾天，從帳本上竟未查出楊其茲有什麼貪污疑點。
“這樣怪了。”阮嘯仙找到該廠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古遠來。一問，方知這個古廠長原來是個糊塗官。一個生產廠長，竟對本廠的生產是賺錢還是虧本，成本費要多少等一概不知，“只所知道收來的錢都用光了，而且每月的開支，似乎還向國家領過錢，但沒繳過錢給國家”。
在一位當地羣眾的引導下，阮嘯仙踏看了大田尾那家賴榮生飯館。
這是一家農村小圩場的普通飯館，正廳裏擺着幾張方桌、凳子、桌子上放着酒壺、碗筷一類的東西，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赳。可是，當穿過正廳，經過側門確有間小飯廳，這裏裝飾別緻，四壁白淨，綢布蓋桌，餐具也是新一色的。經再三追問，店主賴榮生最終道出實情：這間小飯廳按揚其茲的要求開設，並專供揚其茲和路克勤使用的；在飯廳一側，通連有一間小卧室，是供他們休息、玩弄婦女的場所。賴榮生還説，楊其茲和路克勤至少隔天就會來，來了就得花上二三十元。
在三十年代初期，這種享受已是夠奢糜、夠闊氣了。時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他每天的生活標準也只有3錢鹽、2錢油、12兩米（16兩為1斤）；身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的阮嘯仙，他在機關每天都同大家一樣吃“包包飯”，外出審計吃自帶的“鍋巴”、“泡米花”等乾糧。然而，在蘇維埃企業裏竟好養了這麼個貪污腐化分子，這怎麼了得？
阮嘯仙氣憤地説：“查，繼續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他們的問題。”
阮嘯仙立下“軍令狀”並親自出馬，結果，問題很快就查出來了。
1934年2月二日的《紅色中華》報這樣記載：楊其茲的貪污帳開始查了很久查不出，後來經反覆核對，發現揚其茲“付帳與清算的數目不對，主要是多開工人的工資，還有工人借了公家的錢，扣還後不上帳”，僅此兩項，楊其茲就貪污170.332元。 同年2月31日的《紅色中華》報，刊登了《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國家企業會計的初步結論》，該文揭露：中央印刷廠在印刷物的估價上，是把原料、工資、管理費及例假雙工資等算人，另加百分之十的純利；印刷《紅色中華》報1期，只需油墨12磅，而報帳為24磅半；排字只要7個半工而報帳為12個工。《結論》中尖鋭指出：“該廠每月有7千元以上的營業收入，是一個大的印刷機關，……這些利益哪裏去了，這裏面當然包含着很大的浪費與貪污。” “軍委印刷所的路克勤之貪污，主要是多開工人工資，多報工人米貼與伙食，吞沒公款40餘元”，另還有3個月的糊塗帳。
楊其茲、路克勤的貪污罪行揭穿後，震動了紅都瑞金。許多企業工人紛紛起來檢舉揭發貪污浪費行為，並要求阮嘯仙去審查他們廠的財務帳目。阮嘯仙的聲威驟增。
在對中央造幣廠的財務收支進行審查時，卻遇到該廠廠長陳祥雲的刁難和阻攔，陳祥雲還四處放風，説審計委員會偏聽偏信，有意陷害好人和搗亂工廠生產。起初，阮嘯仙還搞不清這位陳祥雲的話因，甚至還親自找到陳祥雲要他為審計工作提意見。可後來一查，原來該廠的會計科長凌全香是陳祥雲的妻兄，陳祥雲聽到有工人檢舉凌全香時，便有意放風企圖阻止審計委員會前去審查。阮嘯仙知道情況後説：“進行審計監督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的工作好壞，自有廣大人民羣眾監督和評説。但是，中央造幣廠的帳我們是要認真審查的，檢舉打擊貪污浪費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號令，任何人也無法阻止。”
阮嘯仙與審計人員一起，排除各種障礙，經過數天的日夜苦戰，終將陳祥雲同凌全香的貪污罪行抖落出來，初步查明讀全香貪污公款 210.678元。
幾起貪污款項均被追繳上交國家財政，楊其茲、路克勤、凌全香分別在2月11日和17日受到蘇維埃法庭的公審判決，楊其鑫、古遠來、陳祥雲等也分別受到不同處理。然而，阮嘯仙的心裏並未平靜，他從這三起貪污案中，看出了蘇區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於是，他在審計結論報告中提出了三點意見：一、“由於三個貪污的檢舉，證明反對生活腐化，特別是反官僚主義是與反貪污鬥爭不可分離的，只有加緊的反對腐化，反對官僚主義，才能更有力的徹底消滅貪污現象。”二、“關於任用親戚，尤其是階級異已分子，這完全是封建的官僚機關的惡習。蘇維埃機關絕不允許有這種惡現象！我們應該加以無情的打擊。”三、“對工廠的工帳，我們提議應當每月向工人公佈，或是由工人與工會派代表來審查，每月不要有了結算就放心，而且工廠負責者與該廠上級機關，應當詳細審查決算太”
阮嘯仙的這三點意見，不久由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公佈並推行實施。 審查中央互濟總會財務部長謝開鬆貪污案，阮嘯仙更加沉着、機智。 謝開鬆是個從事財務會計十多年的老手。當他聽到有羣眾舉報控告後，他接連數日躲在暗房裏編造假帳。待阮嘯仙帶着審計人員到達互濟總會後，謝開鬆顯得異常殷勤周到，搬出帳本陪着審計人員一邊翻帳，一邊解釋。
阮嘯仙見此情形，忙將謝開鬆拉到一旁，要他談談互濟總會的收支情況。謝開鬆一條一款説得非常熟練，阮嘯仙一條一款記得非常認真。謝井鬆講完了，阮嘯仙拿過帳本逐項核對，左盤右問，漏洞出來了。
阮嘯仙拉下臉，毫不客氣地説：“謝部長，你這本帳完全是現時編造的，不要再要滑頭了，請把實帳拿出來吧。”
這一下，謝開鬆的一臉笑容消失了，他拿帳本的手有點發抖。
“謝開鬆用各種方法貪污公款共33元8角2釐。一、吞沒發動難民開礦的伙食費問元8角9分2釐；二、貪污公家的金戎子一隻（重9分）折大洋8元1毛；三、貪污去年5月到訂州買貨剩餘的3元；四、以少報多塗改帳目共大洋2元3毛9分；五、多寫公傢伙食大洋1元7毛；六、以外還有一隻金戎子找不出，有2858元8毛1分5釐沒有單據的糊塗帳。
事情敗露的那天晚上，謝開鬆突然失蹤。其實，阮嘯仙早有預料，他已與國家安全保衞局和中央工農檢察部取得聯繫並已轉知：謝開鬆在接受審查時形態反常！
在武陽至會昌的西鵝山渡口，經過化粧的謝開鬆被安全保衞局人員抓獲。與謝開鬆同行的還有一名中央互濟總會的會計，從他們身上搜出2只金戒子和大洋一千餘元。
2月12日，在沙洲壩鵝公荒草坪，謝開鬆等受到蘇維埃法庭的公開審判。
連續緊張的突擊審查，阮嘯仙極少休息，身體明顯消瘦，臉色也更黃了。他的哮喘和肺結核病更重，常常咳嗽不止，有時竟咳出血來。大家勸他休息一段時間，他就笑笑説：“沒事，過幾天就會好。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如果躺下了，貪污罪犯就會高興了。若讓那些貪污腐化和革命投機分子在我們眼皮底下溜掉，那就是審計監督人員的失職，就是對革命的犯罪。” 1934年8月，阮嘯仙奉命就任中央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委。這時，前方的形勢已是十分緊張。然而，阮嘯仙在他主持召開的最後一次審計工作會議上仍反覆強調：審計監督工作，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因為這是我們蘇維埃旗幟不倒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1935年3月6日，阮嘯仙等率部突圍時，在信豐上小埂被敵人的一顆流彈擊中，年僅37歲的阮嘯他當即倒在血泊之中。
蘇區軍民聞此噩耗十分悲痛。陳毅當即寫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詩篇《哭阮嘯仙、賀昌同志》；“環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審計嘔心血，主政見成嚴。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存。”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