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憲利
一
1997年，我大學畢業。在我到國家部委工作之後不久，爸爸滿心歡喜地從山東老家來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兒子帶給他的榮光。
當時我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館，那是一家地下旅館。
這是一個與老人家傳統意識、近期想象、來時預期全面衝突的安排。在去旅館的路上，老爸滿臉的失落，看得出他內心一直在激烈地鬥爭，體會着兒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帶給他的驚詫。
在地下室剛剛坐定，爸爸終於還是開口了：“兒子，你就讓你爹住地下室啊？家裏人都説你在國務院工作，風光得很呢！怎麼老爹來北京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
爸爸的話，顯然刺痛了我，我無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北京，恰如我也無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基層公務員。
二
兩年之後，我終於趕上了機關福利分房的末班車。歡欣之餘，讓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資格還有待核準。
在找了分房辦數次無果的情況下，抱着最後的一絲希望，我給分管副部長寫了一封有生以來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當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軀，帶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給予我的內心的充實，擠上通往集體宿舍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時，我茫然地看着絢麗的北京，感受着萬家燈火、各居其所的安寧，我就覺得自己像一個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當此時，我就想起小時候我在野外走丟了，等待着媽媽牽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時，在我給您寫這封信的時候，遠離了家鄉親人、孑然一身來到北京的我，是多麼希望您就像小時候牽着我的手的媽媽那樣，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牽着我回家。”
這是我第一次為了個人目的而動用煽情術，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結果恰如荒野裏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舊，不到50平方米，但這房子對於我來説意義重大，我彷彿看到爸爸帶着眾鄉親來我家裏打地鋪的熱鬧景象。
很久以後，我遭到幾個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戲謔，他們認為一向標榜清高的我，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個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當時我快樂得直蹦高。
不久之後，機關停止了福利分房，剛剛進入我們司的一個姓魏的師妹只能購買經濟適用房。2003年左右，魏師妹買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萬。20萬啊，剛剛畢業的人，從哪裏一下子拿出20萬來？我當時很為她擔心，覺得她上了這個城市的當。
三
轉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從我曾經就讀的那所大學畢業了。他説：“舅舅，我決心進入七環以內你那個叫作京的城。”
我説：“歡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術，教不了你什麼。”他説不用，他有一顆強大的心。
畢業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來的慣性及父母、鄰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機關，依據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來，在世界上最難的“國考”及艱難的就業環境面前，他幾經挫敗，不但進不了機關，反而面臨返鄉的窘境。
隨着離校日期的逼近，“強大的心”終於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我知道這座城市給他的教育已經足夠，於是決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關係，幫他進入了一家國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後，他面臨的環境是現實而殘酷的。家裏提供不了經濟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堅持説，沒有房子不結婚。
同時，在他的內心深處，他還沒有放棄從政的想法，總是覺得在企業工作比較邊緣化。
他跟我説：“舅舅，你們那時候多幸福啊，沒有開豪車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雙耐克鞋。1993年，西三環還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環以西還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賣到每平方米1萬元。”
四
看着他無處安放的心靈，我給他講起了孟學農《心在哪裏安放》那首詩和1995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時我上大二，獲得了公費去香港參觀學習的機會。那時香港還沒回歸祖國，我卻可以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機會難得，大家都在興奮地購物。當別的學生在買隨身聽、美食甜點的時候，我只是在女人街上花掉我所帶的全部250塊錢的大半買了3件t恤。
回來後，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窮”怎樣變“富”》，以當時學得的社會學上“資源交換理論”來説明一個人可以很窮，但你仍然可以變得“富有”，就是你身上必須具有其他人所需要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你的志向、堅毅、才氣、能力、愛心、專業、趣味等等，而唯有這些才是你在這個社會進行交往的“資本”，更是你走向幸福的起點。
於是，我告訴我的外甥：
第一，原來是主流才能入流，現在可能是非主流才能入流。當前是個多元化力量崛起的時代，展現人生價值未必要去從政。
第二，這個城市就是你的起點，儘快忘記家鄉那些期待的眼神，會讓你更加真實而從容。
第三，工作之後的5——8年，你會進入真正的“社會大學”。在哪裏工作本質上差異並不大，關鍵是把個人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上去，否則就會在35歲之後陷入人生全面的被動。
第四，經濟上的困難是暫時的，這個城市讓你留下，就會給你安身立命的資本，但人生總是“期權支付”的模式，“奮鬥在前、收穫在後”是通常的人生軌道，既然沒有成為“富二代”，就要有成為“富一代”的決心。
五
後來，外甥的狀態逐漸變得穩定而堅毅，天天堅持鍛鍊身體，堅持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考上了雖有些氾濫卻代表處於學習狀態的在職mba，工作上也表現得很出色。
今年的某一天，外甥突然給我打電話説：“舅舅，我要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我買房了，在燕郊！”
今年的某一天，我與魏師妹一起吃飯，她已經是機關的副處長了，雖然月入只有5000塊錢，但是她仍然活得風姿綽約，顯然，並沒有因為上班遠而影響到自己的容顏；她雖然權力不大，級別不高，卻是家庭幸福。這些讓我強烈地感受到一種昂揚的正能量。
今年的某一天，我回學校參加畢業16週年慶。看着年輕的學弟學妹，我心中頓生羨慕之情。想到自己一臉滄桑、幾多白髮和終已逝去的青春，都不好意思在海棠花前與他們合影了。與花合影，是需要勇氣的，我知道，這勇氣屬於他們這些“未來者”。
是的，未來者！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起點，都必將走向舞台的中央，所以，只要有真正強大的內心，就沒有必要擔心未來。我不想告訴他們關於這個城市的真相，因為年輕就是他們最大的資本。
文/孟憲利
一
1997年，我大學畢業。在我到國家部委工作之後不久，爸爸滿心歡喜地從山東老家來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兒子帶給他的榮光。
當時我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館，那是一家地下旅館。
這是一個與老人家傳統意識、近期想象、來時預期全面衝突的安排。在去旅館的路上，老爸滿臉的失落，看得出他內心一直在激烈地鬥爭，體會着兒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帶給他的驚詫。
在地下室剛剛坐定，爸爸終於還是開口了：“兒子，你就讓你爹住地下室啊？家裏人都説你在國務院工作，風光得很呢！怎麼老爹來北京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
爸爸的話，顯然刺痛了我，我無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北京，恰如我也無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基層公務員。
二
兩年之後，我終於趕上了機關福利分房的末班車。歡欣之餘，讓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資格還有待核準。
在找了分房辦數次無果的情況下，抱着最後的一絲希望，我給分管副部長寫了一封有生以來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當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軀，帶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給予我的內心的充實，擠上通往集體宿舍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時，我茫然地看着絢麗的北京，感受着萬家燈火、各居其所的安寧，我就覺得自己像一個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當此時，我就想起小時候我在野外走丟了，等待着媽媽牽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時，在我給您寫這封信的時候，遠離了家鄉親人、孑然一身來到北京的我，是多麼希望您就像小時候牽着我的手的媽媽那樣，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牽着我回家。”
這是我第一次為了個人目的而動用煽情術，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結果恰如荒野裏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舊，不到50平方米，但這房子對於我來説意義重大，我彷彿看到爸爸帶着眾鄉親來我家裏打地鋪的熱鬧景象。
很久以後，我遭到幾個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戲謔，他們認為一向標榜清高的我，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個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當時我快樂得直蹦高。
不久之後，機關停止了福利分房，剛剛進入我們司的一個姓魏的師妹只能購買經濟適用房。2003年左右，魏師妹買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萬。20萬啊，剛剛畢業的人，從哪裏一下子拿出20萬來？我當時很為她擔心，覺得她上了這個城市的當。
三
轉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從我曾經就讀的那所大學畢業了。他説：“舅舅，我決心進入七環以內你那個叫作京的城。”
我説：“歡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術，教不了你什麼。”他説不用，他有一顆強大的心。
畢業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來的慣性及父母、鄰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機關，依據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來，在世界上最難的“國考”及艱難的就業環境面前，他幾經挫敗，不但進不了機關，反而面臨返鄉的窘境。
隨着離校日期的逼近，“強大的心”終於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我知道這座城市給他的教育已經足夠，於是決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關係，幫他進入了一家國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後，他面臨的環境是現實而殘酷的。家裏提供不了經濟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堅持説，沒有房子不結婚。
同時，在他的內心深處，他還沒有放棄從政的想法，總是覺得在企業工作比較邊緣化。
他跟我説：“舅舅，你們那時候多幸福啊，沒有開豪車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雙耐克鞋。1993年，西三環還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環以西還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賣到每平方米1萬元。”
四
看着他無處安放的心靈，我給他講起了孟學農《心在哪裏安放》那首詩和1995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