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後，憑報道《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
“瘋女子”張平宜與麻風村
在台灣，她是獲得過大獎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記者”，而在麻風村，為了麻風病人子女的教育問題，她“像瘋子一樣作戰”了十年。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直面厚重艱難的課題。是逃避，還是用力在生命的軌跡裏添上厚重的一筆?
台灣女記者張平宜選擇了後者。張平宜曾是台灣新聞界最出色的記者之一，20xx年職業生涯中，以作品《台灣艾滋病防治經驗》、《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後獲得台灣地區新聞界最大的獎項“吳舜文新聞獎”和“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另—個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張平宜尚未意識到麻風村會與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緊密聯繫。
當時，她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工作穩定，家中有一棟4層樓的依山別墅，並配備傭人，開跑車，愛時髦，生活無憂。
像一些同齡女性一樣，隨着小兒子的降生，她打算辭職當專職家庭主婦。在辭職前，她安排了最後一次採訪任務——跟着國際救援組織到雲南、四川一帶的麻風村考察，當時她來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大營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張平宜到來的時候，這裏已經遭受麻風病侵蝕半個多世紀。
第一次從台灣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的農村，窮山惡水，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閉隔絕的破敗景象讓她震驚。這些村子極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與世隔絕，仍停滯在無水無電、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無家可歸的老殘病人遭疾病侵襲，有人眼瞎、鼻殘、五官嚴重扭曲變形，有人缺手斷腳，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傷口的布爛了，蒼蠅在周圍圍繞，走過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裏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着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髒得只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營盤時，張平宜很疑惑為什麼這個地方的孩子臉上都長滿了一顆顆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隻只蒼蠅停在孩子們的臉上。”
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户口外，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麻風病人尚有身份和補助，他們的子女卻一無所有，麻風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僅是文盲，更是所謂的“幽靈人口”，揹負着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別人只好隱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麻風病人沒有被安排在療養院集中治療，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與世隔絕。麻風村民只能近親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沒機會受教育。出生，成長、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絕地出生，一條看不見的線似乎圈着這些被命運詛咒卻無辜的臉。
張平宜是個愛哭的人，但她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弱女子，多年從事的記者職業早已讓她給自己披上防護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打算盡一個記者的職責，將看見的事情傳播出去。但是，如今回頭看，一轉身的工夫，她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裏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轉頭離去。”張平宜如是説。
作為第一個進去大營盤的台灣記者，張平宜擔心，以後還會有記者再進去嗎?如果自己狠心離去，大營盤那些孩子的情況還要多少年才會被披露出來?一般人不會有心情去關心並走進麻風村，也不可能會有人跑去關注這羣隱藏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因為那一張張無辜的小臉蛋，張平宜心裏很清楚，如果麻風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開始，他們將永無受教育的機會，一輩子都無法走出被人歧視的麻風村。
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平宜已經在大營盤建立國內麻風村第一所正規學校，20xx年涼山地區的麻風村告別“幽靈村”的歷史，在完成一輪户口普查後，大營盤成為正式的行政村。
20xx年大營盤國小畢業典禮，張平宜邀請了兩岸媒體去採訪，台灣和大陸都去了好幾家媒體，“‘啪’，把這件事情一報出來，大營盤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開了”，張平宜形容當時的媒體效應。
媒體的關注，使當地政府將更多關愛的眼光投向麻風村。20xx年國家投入扶貧資金在當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給村民增加補助，並建學生餐廳，蓋中學校舍等。
3月中旬，張平宜再次回到麻風村，她每次回去一般會呆上一個月左右。
像瘋子—樣作戰
最初的開天闢地是艱難的，因為民間社會的歧視，以及長期的隔離政策和落後的經濟措施，導致大營盤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斷裂，麻風村成了一個“刻意被遺忘的黑暗角落”。
涼山大營盤村對她這位來自台北的都會女子來説，真是一個化外之地。但最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和當地官員的斡旋，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裏，當地官員們認為她大老遠地從台灣來到四川涼山，一天到晚在麻風村幫助別人，鐵定是為了要投資獲利，要不然就是來這兒搞特務工作。
“張小姐很難纏的”，張平宜説當地官員這樣評價自己，她甚至被稱做“台灣來的女特務”，雖是玩笑之説，但天外來客的尷尬，沒少讓張平宜吃苦頭。
“用他們的想法就會這樣解讀，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麼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關懷。他們不能理解的是，你張平宜又沒有名、又沒有利，還拿錢出來，難道這個女人瘋了嗎?”
她剛到的那幾年，由於漢族和彝族的文化差異和衝擊，張平宜和官員更是經常起衝突，推展工作處處碰壁。她無法和那些刁難她的官員談所謂的人道關懷，所謂的生命價值，相處過程中卻不乏鬥智鬥勇之處。
為了申請學校用地、經費，最初張平宜對當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xx年時，張平宜説自己已經發誓再也不跟官員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們再去爭什麼。我們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裏，在自己的學校裏，帶着孩子成長，孩子們沒吃、沒穿，我們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當地官員。”
“像瘋子一樣在前方作戰”，張平宜這樣形容自己在大營盤的經歷，“如果我是個男人，早就被趕走了。人家以為你去行善，結果我們要跟他們作戰。但我們爭的是當地人的利益，結果是選擇了跟孩子們一起走這條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們就會回到原點。我覺得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實在的方法。我有時候想想，真沒想到我的人生竟然會轉去那做這個事。”
“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當年征戰新聞戰場的慣病，你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把選題做回來，我就不可能這樣做。”張平宜説，但她還是慢慢學會了更有耐心，留心觀察當地的文化，請教當地學者，從學者們對彝族麻風村的田野調查中，考察了疾病之於村落的生活影響，才漸漸地抓住了對涼山的感覺。現在，大營盤國小已經逐步成為一個成熟的教學點，老師人數已經有12個，學生30人。
中國有800多個麻風村，光雲南就有200多個。之所以選擇在大營盤這個地方奮鬥，張平宜説，是因為我想在這裏做一個樣板，讓後來者比照。
張平宜的新書《台灣娘子上涼山》在台灣出版，她説希望通過這本記錄了自己十年涼山經歷的書，幫助孩子們把大營盤中學建立起來，“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替他們這樣的發聲請求”，她説的是跟當地政府的“最後一搏”。為了建立大營盤中學，她甚至給温家寶寫過信，向涼山政府申請30畝地蓋學校用。後來，在政府主導下，大營盤中學雖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仍未有老師到位，“出這本書真的很希望能夠幫孩子們把中學建立起來”。
為了募集資金，張平宜在台灣成立了“希望之翼協會”，不定期向社會募捐。目前，在學校的運營上，協會尚能解決資金問題。但如果需要大筆費用，協會會跟其他一些基金會合作，或者向台灣企業家籌集。
一個奇怪的記者
她的朋友評價她是個瘋狂而執著的女人，她則説自己是個脾氣很大的人，以前在報社工作時，她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記者。很多記者喜歡跑比較搶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財經新聞線，對社會邊緣的題目根本不感興趣。但張平宜從入行開始就在做社會關懷的議題。
“這樣的議題很少有編輯會感興趣，因為沒有賣點，但好在我文筆還可以。張平宜在報社是一個沒有專屬版面的記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版面，可又不隸屬於哪一個版。報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記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張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採訪精神病患者選舉投票，有人過來跟她説，“平宜，你採訪艾滋病的報道得了吳舜文新聞獎”。在此之前，張平宜對艾滋病的關注已經有七年了，對於不同的艾滋病羣體、艾滋病酒吧、保險套等問題，她都會去觀察。
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後，憑報道《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
據説，當時大家都以為這個獲得大獎的張平宜應該是個老頭子，他們不會想到，寫這種東西的人其實是一個三十歲的女記者。
“我管你有沒有版面，我覺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説大家説我是一個瘋狂執著的女人，沒錯。”
她在醫生丈夫的眼裏，原是個又嬌生慣養又脾氣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記者外什麼都不會，也從來都不會做飯，現在卻可以在學校給幾百個孩子做飯。她先生總是説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她可以吃那麼多的苦，並且在環境那麼惡劣的地方還能夠苦中作樂，看到了她嶄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書封面的照片，都説照片和本人有差異。不是五官上的差別，而是神采，20xx年後的她，過度的操勞的臉上已浮現了滄桑感。
她笑説，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時間休息，然後像其他女人一樣去做做美容，把臉上的一些斑點去掉。
她形容自己這一輩子的感情跟大營盤是割不下的，因為已經內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會掌控着她的悲歡。接下來，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點改變，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樣的事。
為了讓孩子理解自己，張平宜曾帶兩個兒子去麻風村，她認為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小兒子國小三年級第一次去那裏，背了一袋恐龍玩具，教麻風村的孩子認識各種恐龍。現在兩個兒子每年都會去做義工，她希望兩個兒子能從中學會與人交流，在愛自己的同時也懂得愛別人。
這個內在非常感性，説話和行事卻風風火火的女人，在聽到中央電視台記者要和她一起從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盤營村，她立馬打了回票，旁邊的助理不解地問她為什麼?她的回答勁爆得讓記者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她説：“我才不要，我還要保持我挖鼻孔的樂趣。”
摘錄：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後，憑報道《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
“瘋女子”張平宜與麻風村
在台灣，她是獲得過大獎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記者”，而在麻風村，為了麻風病人子女的教育問題，她“像瘋子一樣作戰”了十年。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直面厚重艱難的課題。是逃避，還是用力在生命的軌跡裏添上厚重的一筆?
台灣女記者張平宜選擇了後者。張平宜曾是台灣新聞界最出色的記者之一，20xx年職業生涯中，以作品《台灣艾滋病防治經驗》、《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後獲得台灣地區新聞界最大的獎項“吳舜文新聞獎”和“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另—個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張平宜尚未意識到麻風村會與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緊密聯繫。
當時，她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工作穩定，家中有一棟4層樓的依山別墅，並配備傭人，開跑車，愛時髦，生活無憂。
像一些同齡女性一樣，隨着小兒子的降生，她打算辭職當專職家庭主婦。在辭職前，她安排了最後一次採訪任務——跟着國際救援組織到雲南、四川一帶的麻風村考察，當時她來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大營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張平宜到來的時候，這裏已經遭受麻風病侵蝕半個多世紀。
第一次從台灣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的農村，窮山惡水，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閉隔絕的破敗景象讓她震驚。這些村子極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與世隔絕，仍停滯在無水無電、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無家可歸的老殘病人遭疾病侵襲，有人眼瞎、鼻殘、五官嚴重扭曲變形，有人缺手斷腳，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傷口的布爛了，蒼蠅在周圍圍繞，走過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裏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着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髒得只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營盤時，張平宜很疑惑為什麼這個地方的孩子臉上都長滿了一顆顆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隻只蒼蠅停在孩子們的臉上。”
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户口外，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麻風病人尚有身份和補助，他們的子女卻一無所有，麻風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僅是文盲，更是所謂的“幽靈人口”，揹負着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別人只好隱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麻風病人沒有被安排在療養院集中治療，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與世隔絕。麻風村民只能近親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沒機會受教育。出生，成長、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絕地出生，一條看不見的線似乎圈着這些被命運詛咒卻無辜的臉。
張平宜是個愛哭的人，但她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弱女子，多年從事的記者職業早已讓她給自己披上防護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打算盡一個記者的職責，將看見的事情傳播出去。但是，如今回頭看，一轉身的工夫，她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裏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轉頭離去。”張平宜如是説。
作為第一個進去大營盤的台灣記者，張平宜擔心，以後還會有記者再進去嗎?如果自己狠心離去，大營盤那些孩子的情況還要多少年才會被披露出來?一般人不會有心情去關心並走進麻風村，也不可能會有人跑去關注這羣隱藏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因為那一張張無辜的小臉蛋，張平宜心裏很清楚，如果麻風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開始，他們將永無受教育的機會，一輩子都無法走出被人歧視的麻風村。
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平宜已經在大營盤建立國內麻風村第一所正規學校，20xx年涼山地區的麻風村告別“幽靈村”的歷史，在完成一輪户口普查後，大營盤成為正式的行政村。
20xx年大營盤國小畢業典禮，張平宜邀請了兩岸媒體去採訪，台灣和大陸都去了好幾家媒體，“‘啪’，把這件事情一報出來，大營盤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開了”，張平宜形容當時的媒體效應。
媒體的關注，使當地政府將更多關愛的眼光投向麻風村。20xx年國家投入扶貧資金在當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給村民增加補助，並建學生餐廳，蓋中學校舍等。
3月中旬，張平宜再次回到麻風村，她每次回去一般會呆上一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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