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多閲讀一些出自名家的散文，不僅可以拓寬視野，好可以提高寫作能力。以下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出自名家的勵志散文，希望你會喜歡。
勵志散文文章篇一：我們要學會適應黑暗
害怕黑暗，是因為看不見周圍的環境。驚慌地呼天搶地，恐懼地亂闖亂撞，只會讓自己更加害怕。
在光還沒來的時候，你要做的是適應黑暗，平靜心情，再慢慢地尋找出路，尋找光明。
人生中總會有一段路是昏天暗地的，明明上一秒還是陽光燦爛，可是下一秒就成了一片漆黑。驚慌失措的人是不會找到出路的，只有能夠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冷靜下來的人，才有更多的機會走出這段可怕的人生路。
你要相信，上天給予你的所有考驗都不是為了讓你絕望至死，而是讓你學會面對絕望。陷入困境的時候，眼淚和恐懼都是多餘的，能夠救你的就只有你自己。擦掉眼淚，深吸一口氣，穩住狂亂的心跳，冷靜地看看自己的處境。看久了，你就會發現某一個角落有一束微光，小心地朝着這束光前進。也許你會被絆倒，但是隻要這束光還在，就不要放棄希望，爬起來繼續走。
當你走出黑暗的時候，也許你已經一身狼狽了，但是不要緊，因為你已經從絕望的深淵走了出來，通過了上天對你的考驗，你將面對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其實，無論你身處的環境有多黑暗，有多險惡，上天總會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給你留一個希望，等着你去發現，等着你去獲取，前提是你能夠克服心中的恐懼，讓你的眼睛和你的心適應黑暗。否則，你將永遠在黑暗中徘徊，在黑暗中絕望。
勵志散文文章篇二：張愛玲：年輕時的彎路非走不可
在青春的路口，曾經有那麼一條小路若隱若現，召喚着我。
母親攔住我：“那條路走不得。”
我不信。
“我就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你還有什麼不信?”
“既然你能從那條路走過來，我為什麼不能?”
“我不能讓你走彎路。”
“但是我喜歡，而且我不怕。”
母親心疼地看了我好久，然後歎口氣：“好吧，你這個倔強的孩子，那條路很難走，一路小心!”
上路後，我發現母親沒有騙我，那的確是條彎路，我碰壁，摔跟頭，有時碰得頭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終於走過來了。
坐下來喘息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朋友，自然很年輕，正站在我當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條路走不得。”
她不信。
“我母親就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我也是。”
“既然你們都可以從那條路走過來，我為什麼不能?”
“我不想讓你走同樣的彎路。”
“但是我喜歡。”
我看了看她，看了看自己，然後笑了：“一路小心。”
我很感激她，她讓我發現自己不再年輕，已經開始扮演“過來人”的角色，同時患有“過來人”常患的“攔路癖”。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條路每個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輕時候的彎路。不摔跟頭，不碰壁，不碰個頭破血流，怎能煉出鋼筋鐵骨，怎能長大呢?
勵志散文文章篇三：吳曉波：自由與理想
我進大學聽的第一次大型講座，是在復旦四號樓的階梯教室，因為到的遲了，教室裏滿滿當當都是人，我只能掛在鐵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裏伸。那時是198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剛剛如同幽靈般地襲入激變中的中國。
一位哲學系的青年講師站在台上，他大聲説，上帝死了。
如今想來，我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大抵是在那個復旦秋夜，我不再隸屬於任何意識形態、任何組織或機構，甚至國家。我是一個屬於自己的讀書人。
“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這段詩句也是大學圖書館裏讀到的，不記得是哪本書了，但是過目即不忘，耿耿於懷。當時就想，中國書生的千年侷促與荒誕就在這十四個字裏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學習做一個“沒有君王的書生”。
在大學這樣的“真空狀態”下，當一個思想自由的讀書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對社會無所求，社會與你亦無所擾。可是出了校門，後來的二十多年，卻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做一個思想自由的讀書人
大學畢業是1990年。這個國家好像一夜之間被推進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年前後，一位熄燈之後闊談康德和北島的上鋪同學，突然給我打電話，説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乾，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發一筆上萬元的大財。又過幾周，一位廈門的同學來信，説杭州海鮮市場的基圍蝦都是從廈門空運的，問我能不能聯繫一個下家。去電視機廠採訪，廠長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蓋了圓章的條子，憑這個買彩電可以便宜 300 元，相當於我兩個月的工資。
還有一次，陪一位飲料公司老闆見市裏的副市長。副市長一表人才，氣傲勢盛。兩方坐定，老闆突然從包裏摸出一台半塊磚頭大小的摩托羅拉移動手機，小心翼翼地樹在茶几前，副市長第一次親眼目睹此物——在當年它相當於高級公務員十年工資，我分明感覺到他的氣勢硬生生地被壓下了半頭。
那個年輕的我，握着一管鋼筆的書生，夾在政商之間，猛然又想起性情與君王。
到了年底，單位把大家召集起來，談明年的工作目標。輪到發言，我説，明年的目標是掙到 5000 元稿費，做“半個萬元户”。四座的叔嬸輩們齊齊把無比詫異的目光射向坐在牆角的我。
後來的幾年裏，瘋狂地寫稿子，為單位寫，為單位外的報紙、電台寫，為企業寫新聞通稿、彙報材料、講話稿甚至情況説明，為廣告公司寫報紙文案、電視廣告腳本，再然後，寫專欄、寫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書。
那些年，我開始信奉這樣一句格言——“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羅斯福的這句話裏有一種決然的掙脱，它告誡我，讀書人應擺脱對任何外部組織的人身和物質依附，同時，其職業選擇應該來自興趣和責任，而與生存無關。這是一種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最遠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將具有道德行為能力的人侷限於“有產男性公民”，即“無恆產則不自由，不自由則無道德”。在一個一切均可以用財富量化評估的商業社會裏，思想自由不再是一個哲學名詞，而是一
種昂貴的生存姿態，它應基礎於財富的自由。
1990年代末，房地產業悄然趨暖，在財經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對照歐美和亞洲列國的經驗，意識到這將是一個長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許只能經歷一次。於是，我將幾乎所有的稿費積蓄都投擲於購房。這是一個特別單純的行動，無需尋租、無需出賣。你只要有勇氣和懂一些貨幣槓桿的知識，購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機會便抵押套現，再復循環，財富如溪入壑，水漲船高。
20xx年，我決定離開服務了十三年的單位。那時是中國財經媒體的黃金時代，我設想創辦國內第一份商業週刊，在此前的20xx年，我已經寫出《大敗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譽，有人願意掏錢投資，有4A公司願意入股幷包銷所有廣告，我把這些資源打包成一份創業計劃書，與至少三家省級報業集團洽談刊號，不出預料的是，他們都表達了極大的興趣，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以國家政策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團表示可以讓民間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 1% 實在不能讓出來。”
但在我看來，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邊疆。
最後，我放棄了商業週刊的計劃。因為，書生不能有“君王”，即便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辦雜誌，不能辦電視台、不能辦報紙，但我除了辦媒體又不會幹別的，於是，最後只剩下一條出路：辦出版。
出版的書號也是牌照資源，但它有一個“半公開”的交易市場。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實現。
於是，有了藍獅子。從第一天起，它的股東就全數為私人。
十年以來，我一直被藍獅子折磨。就商業的意義上，出版是一個毛利率超低、賬期極長、退貨率讓人難以忍受的“爛行業”，在當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還在“先鋪貨，後收款”。在很長時間裏，藍獅子名聲在外，但規模和效益卻強差人意。不過，我卻從來沒有後悔和沮喪過，因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個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緊的是，與我的眾多才華橫溢的朋友們相比，我沒有為了理想，出賣我的“資本自由”。
浮生如夢，這一路走來三步一歎，彆彆扭扭。
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別處，它就在地上。作為一個讀書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時間，你能否自由地選擇和放棄職業，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櫻花，你能否自由地與富可敵國的人平等對視，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團的誘惑，這一切並不僅僅是心態或勇敢的問題，而是一種現實能力。
與自由相比，理想則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價值呈現的方式。千百年來，無數中國讀書人為了理想以身相許，他們把自由出賣給帝王、黨派或豪門，試圖以此換取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我看來，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個“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但是，自由不可須臾缺失。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論及“人的荒誕性”，曾説，“一個人始終是自己真理的獵物，這些真理一旦被確認，他就難以擺脱。”
那麼，一個人能否擁有與之制衡的能力?
加繆提供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