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山海關，銀裝素裹，莽莽蒼蒼，空曠寂寥。
恕我直言，山海關周圍，除了長城以外，實在沒有別的什麼景緻，不足觀。我任着性子，穿好厚厚的棉襖，頂着風雪，一個人在關外徘徊了一陣，凍得臉手通紅，好不狼狽。只好蜷回車內，靜靜地觀望關外的雄壯與神祕。
儘管朝拜要以如此隆重的儀式，而且如此潦草地結束，但我心中明白，我和山海關之間已經完成了一次特殊意義上的對話，也就自覺不自覺的觸摸到了中國文化的餘温。
一
山海關氣候惡劣，加之景緻不佳，在古代真正到達過這裏的文化人自然不會太多。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盛唐的氣象才衍生出了一批強健的文人，他們的腳步到達過大漠深處，然後把大漠深處的嚴酷凝練成一首首的小詩，雖然蒼涼，倒也瀟灑，但那在祖國的西北，與這裏扯不上什麼關係。
任何標緻的景物，如果缺少了華美的詩文，總讓人覺得少了點什麼。任何景物的存在好像就是在等待一兩位文人，然後因此升格，成為名勝，山海關苦苦等待，一直等到了晚明，才等到了袁崇煥從這裏進出了幾個來回。袁崇煥沒有什麼傳世的詩文，但好歹也是一個進士，算半個文人吧，沒有了他，真不知道山海關還會由誰來點綴。
在古代，特別是在亂世，文人出仕的本來就不多，出仕而為兵事的就少之又少、屈指可數。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中，文人與世俗的關係一向不容樂觀，有時甚至十分尷尬，即使他們有時出仕，但出仕後不久，就只有將激烈的豪情收斂於胸，把滿腔的才華捆束起來，悄悄地走進一座座的深山，讓它們在青山綠水之間發酵蒸餾，凝結成一座座的個體性文化高峯，儘管這種個體性的文化高峯時常要以整體性的文化委頓為代價，但也顧不得太多，只能靜靜的守侯在山中，慢慢地等待生命的終結。
投身於山，寄情於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敏，也是他們的狡黠。這種機敏與狡黠之間，又醖釀着文化的巨大悲劇，不僅是知識分子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悲劇，而造就這種悲劇的罪人，不是別人，正是悲劇主體本身。
但是，真正的英雄往往並不懼怕於悲劇，儘管他們比一般人更能意識到悲劇本身的殘酷，但他們的抉擇又總是直面於悲劇，悲劇在英雄面前把前進的腳步停駐，上升為悲壯。袁崇煥在他給皇帝的奏摺中這樣寫道：
“任勞任怨的人總要遭到別人的嫉恨，而一切罪名往往又要由功勞而開始。嫉恨不深那是因為這個人的功勞還不顯著，罪名不大那是因為真正的大功勞還沒有完成。”（《明史》卷二十二）
之所以要把袁崇煥的奏摺內容大致譯出，完全是為了讓大家明曉袁崇煥在出仕掌兵前坦然的心態，他早就認識到了悲劇的嚴峻，而越是嚴峻，敢於挑釁這種嚴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儘管他的舉動很大度，也很慷慨，迴歸到了中國文人特殊的使命，使中國文化充滿了血性，沒有了這種血性，中國文化就將枯萎、乾癟、甚至淪亡。當然，這也僅僅是民族的事了，與袁崇煥的關係不大，他大可以撇開民族大義不去管他，在紹武滋滋潤潤的做他的小官，況且，很多的文化人就是這樣做的，也不必承受太多的非議。
袁崇煥的下場很慘，要受磔刑，肉被支裂為無數小塊，而周圍的羣眾，爭着買而食之。明代的大作家張岱在他的《袁崇煥傳》中對整個行刑過程作了完整的描述，我不忍卒讀。導致袁崇煥承受如此慘痛的下場的真正原因，我認為完全不在於皇太極的反間計本身，即使沒有反間計，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因功高而長命百歲、安受景仰的又有幾個？
據我所知，朱由檢並不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他完全沒有糊塗到輕易接受反間的理由，而且殺後數年內不思後悔。在最高的權威面前，忠誠的臣子與誠實的言論往往都不重要，而正因為忠誠與誠實，才真正地與最高權威之間構成了最強有力的對峙。
山海關外的風雪更加大了，如此大的風雪，我真不知道袁崇煥是否應該出門。
二
中國文化在賦予大師偉人榮耀與光輝的同時，又從不會忘記把他們推向榮耀與光輝的背面，這種中國文化史上的二律背反，對於每一個俊傑來説，怎麼也繞不過。
山海關不僅收容了文人的浩歎，也裹卷着武者的蒼涼。仔細想想它也真是不容易，早上剛剛釋放了文人的疲憊，晚上又要來迎接武士的豪壯，袁崇煥還沒有走遠，吳三桂卻又要把這裏折騰得熱熱鬧鬧，沸沸揚揚。
我最先結識吳三桂，源於清朝詩人吳偉業的一首長詩，詩中有這樣的語句：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金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堂堂正正的血性漢子，久經沙場的剽勇將軍，理智錯亂的原因不會如此簡單又再簡單不過。父親被殺，妻子被奪，故國已亡，他還能堅持什麼？他是男人，也是軍人，但他終究還是一個人，而任何其它的原則，在人的命題面前，總該退後讓路。
我不知道，中國文化能夠慷慨的接納君道、孝道、師道、甚至天道，為何獨獨將人道拋在一邊，不去搭理。在民族大義面前，利刃一劃，一邊是忠、信、義，一邊是殲、詐、佞，涇渭分明，格外清晰。而利刃真正切割的，不是別的，正是活生生的人。
陳圓圓的悲慼慘淡不見了，吳襄的屍骨苦楚不見了，在高高的呼喊聲中，我們知道了什麼是漢奸，什麼是賣國賊，什麼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我們需要的是岳飛的大氣，文天祥的凜然，我們的文化因此而精彩，又從精彩轉向了矜持，矜持久了，不免禁錮，吳三桂換了一種方式，收穫的何嘗不是另一番風貌。
明朝的滅亡連孔尚任都放下了，我們又為何要放它不下。把一切的悲劇歸攏起來，沉重地泄在一個人的身上，又不免讓我們忽略了真正的罪人，過度責難與放縱罪惡之間，突然架起了兩種不公平。
山海關的雪已經開始停了，銀白的雪鋪蓋在它的身上，我真擔心因為看雪，而忘卻了山海關的風景。
三
天色漸晚，也該回了，不回去，恐怕還要流淚。
車緩緩開動，漸漸地，出現了吳兆騫的身影，這位因受刑而被髮配寧古塔的江南文人，不知他路過這裏的時候，是否想到了袁崇煥，又是否對那場惹火燒身的科舉考試有過一絲的後悔。
最後，遠遠的仰望了一眼長城，腦海中又不免浮現出康熙的硃批：修德安民。高高的城牆也沒有擋住蒙古的鐵騎，又何況區區一個吳三桂呢？康熙很有識見，長城的坍塌放在一邊不去管它，專心致志的修德安民，牢固地築起了另一座長城。
冬季的山海關，銀裝素裹，莽莽蒼蒼，空曠寂寥。
恕我直言，山海關周圍，除了長城以外，實在沒有別的什麼景緻，不足觀。我任着性子，穿好厚厚的棉襖，頂着風雪，一個人在關外徘徊了一陣，凍得臉手通紅，好不狼狽。只好蜷回車內，靜靜地觀望關外的雄壯與神祕。
儘管朝拜要以如此隆重的儀式，而且如此潦草地結束，但我心中明白，我和山海關之間已經完成了一次特殊意義上的對話，也就自覺不自覺的觸摸到了中國文化的餘温。
一
山海關氣候惡劣，加之景緻不佳，在古代真正到達過這裏的文化人自然不會太多。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盛唐的氣象才衍生出了一批強健的文人，他們的腳步到達過大漠深處，然後把大漠深處的嚴酷凝練成一首首的小詩，雖然蒼涼，倒也瀟灑，但那在祖國的西北，與這裏扯不上什麼關係。
任何標緻的景物，如果缺少了華美的詩文，總讓人覺得少了點什麼。任何景物的存在好像就是在等待一兩位文人，然後因此升格，成為名勝，山海關苦苦等待，一直等到了晚明，才等到了袁崇煥從這裏進出了幾個來回。袁崇煥沒有什麼傳世的詩文，但好歹也是一個進士，算半個文人吧，沒有了他，真不知道山海關還會由誰來點綴。
在古代，特別是在亂世，文人出仕的本來就不多，出仕而為兵事的就少之又少、屈指可數。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中，文人與世俗的關係一向不容樂觀，有時甚至十分尷尬，即使他們有時出仕，但出仕後不久，就只有將激烈的豪情收斂於胸，把滿腔的才華捆束起來，悄悄地走進一座座的深山，讓它們在青山綠水之間發酵蒸餾，凝結成一座座的個體性文化高峯，儘管這種個體性的文化高峯時常要以整體性的文化委頓為代價，但也顧不得太多，只能靜靜的守侯在山中，慢慢地等待生命的終結。
投身於山，寄情於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敏，也是他們的狡黠。這種機敏與狡黠之間，又醖釀着文化的巨大悲劇，不僅是知識分子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悲劇，而造就這種悲劇的罪人，不是別人，正是悲劇主體本身。
但是，真正的英雄往往並不懼怕於悲劇，儘管他們比一般人更能意識到悲劇本身的殘酷，但他們的抉擇又總是直面於悲劇，悲劇在英雄面前把前進的腳步停駐，上升為悲壯。袁崇煥在他給皇帝的奏摺中這樣寫道：
“任勞任怨的人總要遭到別人的嫉恨，而一切罪名往往又要由功勞而開始。嫉恨不深那是因為這個人的功勞還不顯著，罪名不大那是因為真正的大功勞還沒有完成。”（《明史》卷二十二）
之所以要把袁崇煥的奏摺內容大致譯出，完全是為了讓大家明曉袁崇煥在出仕掌兵前坦然的心態，他早就認識到了悲劇的嚴峻，而越是嚴峻，敢於挑釁這種嚴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儘管他的舉動很大度，也很慷慨，迴歸到了中國文人特殊的使命，使中國文化充滿了血性，沒有了這種血性，中國文化就將枯萎、乾癟、甚至淪亡。當然，這也僅僅是民族的事了，與袁崇煥的關係不大，他大可以撇開民族大義不去管他，在紹武滋滋潤潤的做他的小官，況且，很多的文化人就是這樣做的，也不必承受太多的非議。
袁崇煥的下場很慘，要受磔刑，肉被支裂為無數小塊，而周圍的羣眾，爭着買而食之。明代的大作家張岱在他的《袁崇煥傳》中對整個行刑過程作了完整的描述，我不忍卒讀。導致袁崇煥承受如此慘痛的下場的真正原因，我認為完全不在於皇太極的反間計本身，即使沒有反間計，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因功高而長命百歲、安受景仰的又有幾個？
據我所知，朱由檢並不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他完全沒有糊塗到輕易接受反間的理由，而且殺後數年內不思後悔。在最高的權威面前，忠誠的臣子與誠實的言論往往都不重要，而正因為忠誠與誠實，才真正地與最高權威之間構成了最強有力的對峙。
山海關外的風雪更加大了，如此大的風雪，我真不知道袁崇煥是否應該出門。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