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轅北轍這個成語故事指本來要向南前進的車卻向北行駛。現常比喻實際行動與預定目標相反。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南轅北轍的成語故事，希望能幫到大家!
南轅北轍的成語故事
戰國後期，一度稱雄天下的魏國國力漸衰，可是國君魏安釐王仍想出兵攻打趙國(邯鄲)。正出使別國的謀臣季樑聽到這個消息後，走到半路趕緊返回來，衣服上的皺摺顧不得整理平整，臉上的塵土也顧不得洗乾淨，就急急忙忙去見魏安釐王，進行勸阻。
魏王正在佈署攻打趙國的計劃。他看見季樑風塵僕僕的樣子，很奇怪，問季樑：“你有什麼事這麼着急見我?連衣帽都不整理一下?”季樑説：“大王，剛才我在路上遇到一件奇怪的事。趕緊來稟報大王。”魏王很好奇，連問是什麼事。季樑説：“這回我從外地回來的路上，在太行山腳下碰見一個人，正坐在他的馬車上，面朝北面，告訴我説，他要到楚國去。我對他説：“到楚國去應往南方走，你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對。”那人滿不在乎地説：“沒關係，我的馬快着呢!”我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馬，阻止他説：“方向錯了，你的馬再快，也到不了楚國呀!”那人説：“沒關係，我帶的路費多着呢!”
我説：“雖説你路費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個方向，你路費多也只能白花呀!”那個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國去的人有些不耐煩地説：“這有什麼難的，我的車伕趕車的本領高着呢!”我只好無奈地鬆開了拉住車把子的手，眼睜睜看着那個盲目上路的魏人在馬車的帶領下，一直向北走去。那個魏國人，不聽勸告，仗着自己的馬快、錢多、車伕好等優越條件，固執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他條件越好，他就只會離要去的地方越遠，因為他的大方向錯了。”
季樑偷偷觀看了一下魏王的臉色後，接着説：“現在大王動不動就想稱霸，依仗自己的國家和軍隊強大，就去攻打趙國，想擴展地盤，抬高聲威。可是，您知道嗎?您這樣的行動越多，距離統一天下為王的目標就越遠，這正像要去楚國卻向北走的行為一樣啊!”
魏王這才明白，原來季樑是在繞着圈子勸説自己。他低頭默默地想了一會兒，覺得季樑説的有道理，於是取消了攻打趙國的計劃。
由這個故事，就產生了成語“南轅北轍”。
南轅北轍主人公介紹
季樑，春秋初期隨國大夫，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是我國南方第一位文化名人，開儒家學説先河的重要學者。
魏王，戰國時代大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正式稱王，更改元年，至前220xx年秦將王賁引黃河、鴻溝水灌大梁城，水淹三月，城內死傷無數，“魏王假”投降，魏國滅亡。
南轅北轍主人公季樑生平
季樑，隨國都(今隨州市西北)人，生卒年不詳。文獻中最後一次記載他的活動是在《左傳 · 桓公八年》，時值公元前720xx年。根據此時他已久居高位，且此後文獻無載來看，當時他已屆暮年，而且不久便壽終正寢。假定他此時尚屬青年或壯年，以他的地位和名聲，想必不會從文獻記載中遽然消失。由此看來，季樑應該出生於春秋初年。
季樑，季為其氏，樑為其名。季氏，《元和姓纂》以為系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以為系魯桓公子季友之後，《通志·氏族略》則二説並存。若聯繫有關文獻分析，這兩種説法都不可靠。按理説，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應為季連氏而非季氏，《萬姓統譜》即謂季連氏源於“鬼方氏陸終第六子季連，因氏焉”。其實，《元和姓纂》在言及季連氏時也以為其系“陸終子季連後”，説明該書作者對季氏的來源遊離不定。説季氏系魯桓公子季友之後，也難自圓。因為據《左傳·桓公八年》記載，早在魯桓公初年，已有年屆暮年的季樑其人，足證季氏起源早於魯桓公之子季友，再説，文獻已明協季友之後為季孫氏，為三桓之一。也有學者以為季氏源於周之季歷，也欠妥。《史記·周本紀》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虞仲即仲雍，《史記 ·吳太伯世家》説：“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司馬貞《索隱》説：“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説明季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並非姓氏。那麼，季氏源於何人呢?據《世本》記載分析，季氏可能源於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隨，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確係周族後裔，而季樑也很可能是季隨的後代。如允許作進一步推論，季隨或許為始封於隨者，故以隨名國亦未可知。
出身於貴族家庭的季樑，少年時代即受過良好的教育，他那淵博的學識和精深的思想，表明他學習的勤奮。約公元前8世紀中葉，他開始登上隨國的政治舞台，輔佐隨君治理國政。儘管文獻並未記載人擔任何職，但從隨君對他非同尋常倚重和楚國對他的畏懼來看，很可能高居相位，與楚國的令尹相當。他在輔助隨君治理隨國期間，，勵精圖治，內修國政，外結睦鄰，政績顯赫，被後人譽為“神農之後，隨之大賢”。死後葬於今隨州市東郊義地崗，建有墓祠，為後世所敬重。今隨州市郊有季樑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義地崗氏祠清理了掘出春秋時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兩件戈皆有銘文：其一為“周王孫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為“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銘文皆有“季怡”二字，當屬之名。據有關專家鑑定，此二戈時代為春秋中期。而季樑生活在春秋早期，早於此戈時代，説明季怡極有可能系季樑後裔，也正因為如此，他死後才能葬於季氏墓地。而從季怡曾任隨大工尹一職分析，季氏家族在隨國政壇曾長期居要職。
南轅北轍主人公季樑哲學思想
季樑的哲學思想資料，僅見於《左傳 · 桓公六年》所載季樑與隨侯關於民神關係的一段對話。針對隨侯重神輕民的思想，季樑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這裏，“民為神主”的思想，是季樑哲學思想的精髓。
中國進入夏商奴隸社會以後，就逐步出現以上帝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天命神權論，併成為夏商奴隸主階級的世界觀。周人從商人手中奪取政權的同時，把天命神權的世界觀也接受了過來，把上帝作為主宰一切的絕對權威。當時的意識形態，無不由天命神權思想所派生，或與其緊密結合在一起。當時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權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個社會依然籠罩於濃郁的神論氣氛之中。然而，身為隨國大夫的季樑卻勇敢地衝破神論的氛圍，把“神為民主”的傳統觀念顛倒過來，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學觀點。這裏的“主”，當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對中國進入奴隸社會以來佔統治地位的天命神權思想的大膽否定，為起於青萍之末的無神論思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中國哲學史和無神論發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為神主”的觀點，是對西周以來出現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發展。在西周初年，少數比較能正視現實的統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來對天命有所懷疑，但出於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需要，對這個神聖的光輪不能不給以修繕和塗抹。到厲幽時代，隨着奴隸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權威日漸式微。上帝，這個地上王權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漸退逝它那神祕的光彩。於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應運而起。這種思想，比較集中地反映在《詩經》裏。在《大雅 · 蕩》中，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蕩蕩上帝，下民之闢。疾威上帝，其命多闢。”在《小雅 · 雨無正》中，作者詛咒提更兇：“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周。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儘管西周末年人們對天命神權已開始產生懷疑，並敢於對上帝提出質問咒罵，但是人們在神面前還是無能為力的;他們雖然對神的地位表示不滿，卻未能動搖神權的主宰地位;他們已朦朦地意識到上帝並非人世吉凶禍福的裁決者，卻沒有認識到人的重要的作用。這正是一個需要聖哲的時代!和樑作為統治階層中開明的思想家，踏在人們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為神主”的觀點。他進一步解釋道：民是主，神是從;如果民心背離，鬼神要降福也無能為力。所以統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才能“庶免於難”。
季樑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徹底否定神權的存在，神的幻影並未從他的觀念中最終消失。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把他視為中國歷史上無神論的先驅。首先，季樑雖然未能擺脱神學的羈絆，但他卻將神從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們只是停留在對天的怨恨與咒罵上。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他超過他之前所有討論民神關係的人。而神權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驟然墜落，無疑表明他對神權的漠視。其次，有神論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權，季樑則針鋒相對地強調人的地位，這無異於要把神的地位從人事中排除。這正是區別有神論的重要標誌之一，應屬於無神論的範疇。
我們説季樑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無神論的先驅，還在於繼他之後而出現的一些無神論者，尤其是戰國時期一些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幾乎無例外地受到他的啟示，並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無神論因素的“民為神主”思想的潤澤。
戰國時著名兵家尉繚説：“蒼蒼之天，莫知其極;······ 求已者也。”尉繚強調人事要立於“求已”，而不求之於天，這種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樑“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的思想的啟發。
荀況是戰國時期無神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無神論思想中最光輝的部分是他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論述。他認為：民“最為天下貴也”。這顯然是對季樑的“民為神主”思想的發揮。他還説：“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這種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對季樑的民為主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韓非是戰國時期又一位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敗、興亡等皆在於人為。他説：“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神。”這種富貴、貧賤、禍福皆決定於人事的思想，在季樑思想中不難找到原形。季樑認為，如果不以民為主宰，社會“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説韓非受到季樑無神論思想的影響是不為過分的。
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季樑的“民為神主”的思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春秋以來，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關係在一些發展國家裏相繼出現了，奴隸制逐漸地走向解體的道路。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引走相應的變化。由於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思想是天命神權論，因此，封建生產關係的興起必將引起神權的動搖。季樑作為統治階級中的開明思想家，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才敢於對天命神權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的鬥爭中，在大吞小、強凌弱的激烈的兼戰爭中，統治集團中的一些開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這也是季樑重民輕神思想賴以產生的重要條件。季樑正是站在前人建築的橋樑和奠定的基礎上，提出了“民為神主”這具一有樸素唯物論色彩的哲學的命題。
南轅北轍主人公季樑政治思想
季樑在與隨侯談論民神關係時，提出了“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的主張。所謂“修政”，即對內整頓國家政治;所謂“親兄弟之國”，即對外與兄弟國家互相親善。這就是季樑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季樑認為，要對內整頓好國家政治，必須把“道”作為行為準則。他對“道”作了解釋：“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季樑提出這一政治理論，是在公元前720xx年，這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尚前無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與此相類似的主張，是《左傳 · 僖公十九》年所記宋司馬子魚的話：“民，神之主也。”事有公元前641年，比季樑晚65年，而且不如季樑所講那樣鮮明透徹。春秋時代，北方佔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論比季樑的政治理論落後得多。如《左傳 · 襄公十四年》所記晉樂官師曠的話：“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樑晚147年。季樑的理論是“民--神---君”，師曠的理論是“君--神--民”，彼此適得其反。師曠，又是音樂家，又是思想家，相傳創作過 《陽春》、《白雪》兩首名曲，而且發表過一些屢試不爽的預言，備受尊崇。但與季樑相比，師曠的政治理論反而顯得倒退了。中國的民本思想肇源於《尚書》，這是史家公認的。《尚書 · 五子之歌》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 · 泰誓》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標榜民“本”，季樑闡揚民“主” ，民“主”比民“本”進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樑晚大約220xx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論還是不如季樑進步。可以這麼説，季樑極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為基點，又超越了這一思想，他不愧為開中國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論家。也正是由於季樑的政治理論極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對隨侯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的現狀表現出憂慮與激憤：“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樑的政治思想與其哲學思想是息息相關的。他認為，在牲肥碩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淨豐盛，標誌着“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獻給神，象徵着“其上下皆有嘉而無違心也”。不難看出，季樑拓牲肥碩、黍稷豐盛、旨酒芳香都歸功於“民力”，歸功於“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這是“民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體現。
為了使整頓國家政治的主張不流於空泛，季樑向隨侯提出了“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的施政方針。他還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國家，就會“動則有成”，無往而不適。
“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方針是季樑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兄弟之國”，指漢水迤東、江淮之間的眾多諸侯國。這些國家，或為姬姓，或為異姓，它們生存於晉、楚兩個大國之間，一方面朝晉墓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對周王朝也是時叛時服。即如《國語 · 鄭語》所言：“桓公為司徒，······ 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 鄧、陳、蔡、隨、唐 ·····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而“漢東之國，隨為大”。置身這樣的境地，隨國如果不同周圍的國家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不但會首當其衝地受到大國的討伐，而且諸小國也會羣起而攻之，隨國就難以立足了。季樑正是在客觀地分析了這一現實的基礎上，才提出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這是與隨國所處的地位與特殊環境相適應的。
季樑親善鄰國的外交政策在隨楚關係中得到了充分的實施。春秋時期，楚國作為地方的第一強國，拓疆並土，滅國撫民，對漢陽諸姬乃至中原諸國發動了極為頻繁的戰爭。然而在整個春秋時期，楚隨之間的戰爭見於文獻記載的僅為三次。在楚對隨發動的三次進攻之中，第一次楚國不戰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國雖獲小勝，卻仍然以盟會告終。此中奧祕，在楚昭王奔隨、隨人拒絕向吳人交出昭王時的一段話中露見端倪。隨人對吳人説：“以隨之闢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盟誓的內容，史無明文，但從隨人的語氣來看，不外乎是指楚隨之間互不攻伐、互惠互利。這證明隨人在處理與楚的關係上奉行了季樑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於隨人在同楚人的關係上恪守着季樑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戰國時期，楚國“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大地計眾，中分天下”，卻仍然把隨國置於自己的卵翼之下，不遷也不滅。
也正是由於季樑外交政策的效應，嬴得了楚王對隨侯的分外尊重，從而在曾侯乙死後，楚惠王把作為楚王權象徵和音樂表率的鐘當作禮饋贈。
在《左傳》、《國語》等典籍中，很少見到隨國與周圍一帶兄弟國家干戈相加的記載。相反，與隨相鄰諸國的一些青銅器在隨境內相繼出土。這些文物，當多為酬贈聘媵之品。這説明季樑的政治思想已在隨人心目中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也説明自季樑以後的歷代隨侯基本上沿用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認為，隨國之所以成為漢陽諸姬中國祚最長的國家，是歷代隨君奉行季樑政治思想的結果。
南轅北轍主人公季樑軍事思想
季樑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那藴含着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的軍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無以過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軍事家孫武的軍事理論，也顯然受到他的軍事思想予以比較，藉以窺視季樑軍事思想在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
透過事物某些現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實質，是季樑軍事思想中的閃光之處。《左傳 · 桓公六年》載：“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薳以待之。隨人請少師董成。鬥伯比言於楚子曰：‘······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嬴師以張之。’······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利之。季樑止之······”季樑正是透過楚人“求成”的現象和“嬴師”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實質，因此，當隨侯將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師之意追擊楚軍時，才能出面制止，並戳穿楚人的陰謀，他説：“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季樑的這一軍事思想，被後來大軍事家孫武加以總結和發揮，成為著名的戰爭指導原則，即“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者;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把矛盾的運動及其轉化原理運用於軍事之中，是季樑軍事思想中十分寶貴的內容。《左傳· 桓公八年》載：“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樑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對楚軍的強大攻勢，季樑不是應戰，而是主張行卑詞求和，待“弗許而後戰”。季樑是基於這種考慮的：隨求和不許，隨軍便意識到唯有死戰別無他路，這樣一來，將士就會勇氣倍增;另一方面，楚軍會因為隨人的求和而懈怠鬥志。孫武則把季樑的這一軍事思想表述得更加準確，他説，為了激怒士卒，長其鬥志，必須將士卒“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可以説，孫武關於矛盾雙方不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樑的軍事思想的提煉和昇華。
不墨守成規，靈活機動地指揮戰爭，也是季樑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隨戰鬥中，少師根本無視季樑“弗許而後戰”、“怒我而怠寇”的作戰方針，力主猝然迎敵。季樑眼看無法遏止，喻靈活機動地提出了新的作戰方案。“季樑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季樑這種靈活機動、避實擊虛的戰略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發揮。《孫子兵法 · 虛實》説：“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至於《孫子兵法 · 計》中“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戰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樑“避實擊虛”戰略思想的啟迪。
季樑軍事思想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已朦朧地意識到政治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的成敗，人主張從“道”上來尋找原委。他説：“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即以為小國之所以能夠戰勝大國，是由於小國有“道”，大國暴虐，雖説季樑對“道”的具體內容和確切含義未予説明，但這個“道”是指統治階級的政治策略則是沒有疑問的，無獨有偶，孫武在論述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時，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這就是所謂“五事”，而“道”居首位。不僅如此，孫武在論及決定戰爭勝負的“七計”時，同樣將“道”列為第一。他説：“主孰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武還對“道”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説：“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民弗詭也。”由此可見，孫武所謂“道”是指統治者的施政方針，這與季樑所説的“道”的內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樑政治決定軍事這一朦朧意識的誘發。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