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稿的寫法比較靈活，可以根據會議的內容、一件事事後的感想、需要等情況而有所區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觸並使用演講稿的人越來越多，相信很多朋友都對寫演講稿感到非常苦惱吧，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6篇，歡迎閲讀與收藏。
“好新聞，現場是關鍵。”在過去9年的記者生涯裏，每一個新聞採訪都讓我對這句話理解得更為深刻。
在今年xx遭遇的“7·11”特大暴雨洪災中，“到一線！到現場！”已成為我和同事們的共識。透過大家的深入一線，在傳遞及時、準確信息的過程中，媒體公信力再一次得到彰顯。同時，投入災區報道的同仁們也用自己的行動詮釋着媒體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讓人們感受到，災情面前，記者同樣是戰士。我們以筆和鏡頭，捕捉着一個個奮勇抗險的故事、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瞬間，傳送回抗洪一線的實時動態，記錄下守護家園的愛與情懷，呈現出大家共同面對災難的抗爭、不屈與偉大。
作為一名黨報記者，會場是我們的現場，基層是我們的現場，抗洪搶險一線也是我們的現場。不僅是因為在現場能夠親眼觀，親耳聽，親身感，捕獲的新聞具有較強新聞價值和魅力，更重要的，這是履行好職責的必要條。
今年8月底，我從太平洋一艘名叫“海洋六號”的科考船出海歸來。這艘船上的中國地質人，常年在國際公海進行資源調查，為國家探尋海底礦藏。
起航沒幾天，大海就變得喜怒無常。七八級風，浪高4米，我感覺頭暈目眩。船長藍明華搖搖晃晃在四處排查隱患，他叮囑我最好回屋躺着。層層巨浪瘋狂地拍打着窗户，凌晨1點多，船要翻了似的發出坍塌般轟鳴，瞬間就把我從牀上狠狠地甩了下來。藍明華衝進駕駛台發出一連串指令：“艄向過左30度!船速降3節……”他跟我説，“海洋六號”搖到30度就可能翻船，一個橫浪過來，船搖到了20多度，好險!就這樣，“海洋六號”帶着深海找礦的國家使命，與一個個颱風擦肩而過。
海況一好轉，大家就得忙着把上百件高精尖設備送到海底去採樣。科考隊員王俊珠拿給我一件救生衣穿，他説，甲板濕滑，設備多繩索。如果不小心套住腳或被搖晃的儀器撞到，都會容易落水。果然，就在送設備下水時，他一轉身不小心碰傷了腿，但只是咧了咧嘴，就跳上1米多高的取樣箱去掛鈎了。還有一次，一台操作機器突然失靈，千米長的鋼纜緊貼船尾，一旦卡住螺旋槳，整條船的人員和物資都有危險。搶修小組一頭扎進40多度的機艙連續5小時排險，電機員説，這已經是今年第20次了，時間最長的一次是連續9小時搶險。就在這種壓力下，科考隊員們24小時不間斷地測深海、採樣品、做實驗。
“海洋六號”也有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7月中旬，“蛟龍”號來到附近海域準備下潛，希望“海洋六號”協助測量深海數據，首席科學家劉方蘭當即安排並全程跟蹤測量。他告訴我，當年“蛟龍”號下潛7000米刷新世界紀錄讓全國振奮，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海洋六號”連續兩年提供技術支撐。那時，“海洋六號”連續4個晚上穿越地球最深處馬裏亞納海溝，最終測出地球最深點應該是10923米。我問他，為什麼不用國外最新數據，還要反覆去測4遍?他説：“這就是科學，追求精準，我們要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
如今“海洋六號”再次協助“蛟龍”下潛，劉方蘭把數據傳送過去，收到對方的郵件説：“‘海六’為‘蛟龍’保駕護航，默默奉獻，深潛英雄沒有你們的名字，勞動獎章找不見你們的身影。即便這樣，相信共和國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對此，劉方蘭説，恰如“海洋六號”常年開展的大洋資源環境科考，其實都是最基礎的幕後工作，為的是在國際海底圈定中國自己的礦區，在大洋深處烙下“中國印”。
40多天很快過去了，我每天都認真寫隨船手記，把他們勇於擔當、團結進取、科學務實和無私奉獻的故事傳播出去，也渴望能更深入地瞭解這些人、這份事業。於是我申請了一個崗位 ，請求輪換凌晨1點到7點的大夜班。那一夜，海上疾風驟雨，我和隊員們拼命拉住止蕩繩，把1.2噸重的設備送到海底，把雙手插進冰涼的海底淤泥去採樣……我頭一次知道，原來戴着厚厚的手套，粗糙的繩索在手裏翻滾也會鑽心地疼，原來熱帶太平洋的夜晚也會讓人感到刺骨的冷!我體會到，即便睏乏到極點，鞋子和衣褲灌滿了雨水，依然要頂着濕冷的海風堅守崗位的艱辛。
現在，這艘船已經在深海連續奮戰了大半年。在實現海洋強國夢的航程中，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的精神在我心裏打下了永恆的烙印，讓我的新聞理想在一線揚帆遠航!
20xx年，我有幸走進校園，採訪了在我市教育界屢創神話的市人大代表、駐馬店市實驗中學校長——孫XX。
第一眼見到他，平易近人的氣質裏隱約透着樂觀和睿智。數月的相處瞭解之後，我感歎他在教育事業中取得的輝煌成績，更折服於他的教育情懷和人格魅力。
“每個孩子都是一朵鮮花，都有綻放的時刻。”1992年，時任市五中語文教師的孫XX憑藉這樣的教育理念，以不凡的表現多次被評為市級優秀教師、市級優秀班主任。20xx年元旦，孫XX放棄在教育部門擔任要職的機會，選擇去偏遠的市八中任校長。有人笑他書生意氣做事魯莽，有人勸他慎重考慮權衡利弊，他憨憨地笑笑，心中那份對教育的執着，只有自己最清楚。那時的市八中，校舍陳舊、生源不足、負債累累。為籌措資金，他不知跑了多少單位，每每披星戴月回家時，身體都像散了架似的不能動彈。一天，當他又一次拖着疲憊的身體蜷縮在沙發時，女兒抱出存錢罐説：“爸爸，我這裏有好多錢呢，您拿去建學校吧。”望着女兒純真的眼神，孫校長的眼睛濕潤了。對校區進行翻新的那個暑假，孫校長几乎每天住在學校，有時還陪工人一起幹活。操場修好了，他瘦了，兩個月下來，瘦了6公斤。學校開學了，他病倒了，一直高燒不下。妻子流着淚説：“羣傑啊，你是要把命都給學校啊！”
故事講到這似乎可以結束了。然而，這個理想路上的追夢人，20xx年8月再次啟程，接任開發區新建學校的校長。眾人不解，孫校長卻信心滿滿地説：“國家發展西部，我也要開發駐馬店的大西北，我們的好戲才剛剛開始。”
接下來的1000多個日日夜夜，他曾拍下1000多張夜景照片，只為摸清學區內新建住宅的入住情況；他曾帶着攝影機蹲守在網吧門口，只為挽救沉迷網絡世界裏的少年；他開設校長在線平台，直至深夜還在回覆作答，只為解決家長的苦惱；他很少參加應酬，幾乎沒什麼娛樂活動，把全部時間都給了孩子們和他最愛的教育事業。孫校長這樣對我説：“我的根在教育，我的心屬於學生！”是啊，他身上的書生意氣，讓他一路走來坦坦蕩蕩、無怨無悔。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會堅守在這條理想的道路上，捕捉身邊的正能量，盡綿薄之力與大家攜手共建和諧駐馬店，共建我們美麗的家鄉。
記者到底是怎樣一種職業？如你問我為什麼想做一名記者，接下來我講給你聽。
鄒XX是正陽縣慎水鄉賈餘村人，一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20xx年10月，他71歲的父親突發疾病撒手人寰，留給他的只有兩間漏雨的瓦房和一個患有重度智障、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媽媽”。年僅13歲的鄒XX不得不一人撐起這個家庭，洗衣、做飯、幹農活、照顧媽媽。我們採訪時，XX剛好放學，13歲的他身高1.4米，體重只有25公斤，看上去要比同齡的孩子瘦得多。看着他在破亂不堪的小屋中熟練地淘米做飯，那種窮困到無奈的情景讓同樣出身農村的我也感到心酸。下午，我們去小XX就讀的學校採訪，小XX正在講台上朗讀他寫的作文。他説，爸爸在時，我不需要照顧家；爸不在了，我與媽媽相依為命，我洗衣、做飯、幹農活，我是我們家最厲害的人！我要好好學習，等我長大了帶媽媽去世界旅遊，讓媽媽成為幸福的人！
小XX的事蹟在我台播出後，社會反響很大，各級黨委、政府、社會愛心人士紛紛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得知這個消息的那一刻，是我從業以來最開心最難忘的一刻，我第一次覺得記者職業是如此偉大而有意義。而這個與我無親無故的小男孩兒也從此烙在了我的心坎上，成為我時常想起的人。
除了這位樂天知命、好學苦讀、立志讓媽媽幸福的小XX，我常常想起的還有15年無怨無悔不求回報、義務為學生教授音樂課的朱玉梅老師；父親不幸殘疾、在母親的辛苦供養下考上大學、毅然棄筆從戎報效祖國的大學生軍人王漢禹；18年來不離不棄悉心照料癱瘓在牀的丈夫、用瘦弱的身體撐起苦難的`家、用無悔的堅持詮釋夫妻真愛的農村婦女鄧小想。
一張張可親可敬的面孔，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時刻都在提醒着我、鞭策着我，有一個聲音在呼喚：我不能停下，我們要去傳遞更多的愛心，傳播更多的正能量，要真真切切地傾聽羣眾呼聲，要紮紮實實寫好每一篇稿子，要本本分分做好每一篇報道。
接到這次“好記者講好故事”的任務後，我一直在想：今天這個場合我應該講什麼樣的故事?“好記者”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標準，但“好故事”應該有一個標準，那就是首先它能感動自己，其次這些故事能夠傳遞一種精神、一種正能量、一種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的故事才是“好故事”!
從業15年，一直工作在新聞一線，接觸了很多人，也看到了許多事，但是真正讓我刻骨銘心的一次採訪是20xx年甘肅舟曲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現場。為期10多天的採訪讓我對生命的價值、人性的力量和媒體人的責任和擔當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20xx年8月8號凌晨，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作為甘肅廣電總枱廣播應急報道組成員，我於當天凌晨5點從蘭州出發。到達舟曲後，眼前的景象讓我驚呆了!整個縣城被幾百米寬的泥石流給“豁”開了個大口子，臨河建築的二樓以下全部被水浸泡，縣城很多街道塞滿了淤泥……
當天下午，在三眼峪泥石流救援現場，我採訪到了武警舟曲中隊副中隊長王偉。這位後來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武警軍官全家5口人遇難，這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和腹中還未出生的孩子。當晚那場罕見的山洪泥石流災害襲來時，王偉帶領戰友捨生忘死，第一時間奮力搶救出23名遇險羣眾，但是他卻沒能回去看看離他們救援地點僅有500多米的家。我採訪他時，這位七尺男兒幾度哽咽，採訪過程中他接到了陝西老家姐姐的電話。電話中，王偉一直叮囑姐姐，千萬不要讓媽媽知道，能瞞一天是一天。王偉告訴我，父母一直盼着能抱上孫子，妻子懷孕的時候就給孩子做了很多小衣服和虎頭鞋。母親心臟不好，他生怕老人知道後會受不了。王偉説的一句話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他説：“當晚泥石流發生前我媳婦打給我的那個電話我沒有接到，這是我終身的遺憾，現在我手機24小時開機，真希望有一天手機會響起來，而電話那頭是我的家人。”説完他擦去眼淚，轉身又鑽進了身後的廢墟。
事後，我不止一次在想，從人性的角度、從感情的角度出發，如果他撇下正在呼救的鄉親，直接奔回家裏救援，畢竟只有500多米，那麼被他一趟趟背出來的可能就是他懷孕的妻子、他的岳父岳母。但是短短的500多米，王偉沒有邁出腳步。軍人的職責，讓他義無反顧地先搶救身邊的遇險羣眾。當時在現場指揮的甘南支隊的支隊長讓王偉下去休息，王偉説：“隊長，你就讓我在現場參與救援吧，能多救一個老百姓我心裏就好受一些……”
之後兩年我又先後3次採訪了王偉，其中有一次我和王偉一起去舟曲的追思園，1000多名遇難者的名字都刻在一面牆上，王偉妻子的名字在最下面一排，但是字體顏色和別的名字都有些不一樣了。後來我才知道，王偉一有空就來到這裏跟妻子説話，不停撫摸妻子的名字。鐵骨錚錚的背後是一份深深的男兒情懷……
舟曲縣月圓村，這是一個遭受了滅頂之災的村落，整個村莊被泥石流夷為一片平地。全村700多人，算上在外地打工和求學的，總共倖存59人。老黨員何建舟的妻子、兩個孩子以及哥嫂全家共8位親人遇難。他強忍悲痛帶領全村倖存羣眾衝上救災第一線。每天老何都玩命地幹，把自己累到麻木，累到躺下起不來為止。他説這樣才能暫時忘記失去親人的痛苦。一週後，在村委會的廢墟上，何建舟帶領入黨積極分子火線入黨，面向黨旗莊嚴宣誓時，在場的11名黨員全都淚流滿面，因為他們家家都有親人遇難。在現場我採訪了入黨積極分子李彥平，我問他為什麼要入黨?李彥平説：“沒別的，這些老黨員每天干的事我都看在眼裏，我想跟着他們幹!”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是卻道出了當時老百姓的心聲：“黨員永遠是災區羣眾的主心骨!”
在舟曲，我每天都被人性的光輝所感動，也被各種場景所震撼。在三眼峪，近2萬人的救援場面讓我震撼;在白龍江，爆破堰塞湖升起的巨大水牆讓我震撼;在縣城外，各種救援車輛排了十幾公里的場景讓我震撼。子弟兵的綠色、消防戰士的橙色、防疫人員的白色、特警的黑色、交通警察的藍色，還有國旗、黨旗、軍旗、團旗、黨員的袖章、志願者的絲帶這些在災區隨處可見的紅色，在這個時候顯得那麼鮮豔。在救災現場我看到了從蘭州趕來的回族羣眾，也見到了從甘南周邊縣區寺廟裏前來救災的藏族僧侶，還有那些每天來回奔波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
説到志願者，我給大家講述一個來自重慶的22歲志願者的故事。在舟曲，有一天已經凌晨1點多了，我寫完稿件去上衞生間，在走廊過道的一個角落裏坐着一位瘦弱的小夥子，地上鋪着兩張報紙，他卷着褲管、光着腳在那坐着。直覺告訴我他應該是個志願者，當我想採訪他時，小夥子很牴觸：“我剛到，什麼都沒幹，你別採訪我。”我説那你講講你是怎麼到舟曲的吧。小夥子告訴我，他來自重慶，是一個汽車廠的裝配工，20xx年汶川大地震他要去災區當志願者，家人極力反對沒有去成。20xx年4月玉樹地震，他們的車到西寧又被勸返。小夥子説這次舟曲我一定要去志願者!他從網上約了7名同伴一同前往舟曲，當車行至四川北部時突遇暴雨，許多道路被沖毀，同行的7人都打了退堂鼓。但是小夥子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翻山!他走進大山一天一夜，繞過那段被沖毀的道路，然後又搭了6趟順車來到舟曲兩河口鎮。當時因為交通管制，非救援車輛不讓進城，小夥子就硬生生走了17公里走進了舟曲縣城。當晚我見到他時，他因為腳疼得睡不着，所以才坐在那裏。聽完他的敍述後，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們常説80後是垮掉的一代，90後是沒有長大的一代，可我想説的是，80後、90後一樣能挺起中國的脊樑!
當記者十幾年，地震、滑坡、泥石流、礦難、火災、毒氣泄露、暗訪……這些採訪我都是衝在第一線，常有朋友問我：你哪來那麼多的熱情?我覺得，首先我非常感謝記者這個職業，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平台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對生活的感悟，他們生命中的閃光點，都在滋養着我，讓我永遠懷着一顆熱愛生活的心!我很慶幸我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也慶幸我從事了一個我非常摯愛的職業，今後再有任何急難險重的事情發生，我依然會義無反顧地衝上第一線，因為我是一名記者!
我叫餘xx，是xx市廣播電視台新聞綜合頻率的一名記者。
今天在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經歷。那是我從事記者行業8年來，最難割捨一段情結，也是我對愛崗敬業這一價值觀的全新認識。
那是在20xx年的夏天，我們頻率進行“走轉改”，我領到的任務是“走訪留守兒童”，要求與被訪的留守兒童同吃同住，至少24小時以上。
説實話，這樣的採訪，以前我做得並不多。有時為了趕稿子，一天要跑多個現場。不過，既然是“走基層”，那就得踏踏實實，“把身子沉下去，把情感帶回來”。
我去的那户人家，在XX縣高店鄉邵廟村。家裏有兩個孩子，是姐弟倆，姐姐上七年級，名叫靜靜，弟弟叫稱稱，當時才4歲。
這户人家日子的艱難，超出我的想象。爺爺、父親因病先後去世，少了“頂樑柱”的家，也幾乎坍了一半。母親無奈外出打工，家裏只有年邁的奶奶帶着兩個孩子。
我去的時候，給姐弟倆帶了些文具學習用品，還有幾樣點心，雖説只是一份心意，但已讓兩個孩子欣喜的眼睛一亮了。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小男孩稱稱的天真頑皮，和姐姐靜靜的沉默少語，讓我的採訪很難進行，只能聽着奶奶時不時的念叼，從中拼湊起一些不完整的段落。好在靜靜很快接受了我這個不速之客，支言片語中，吐露出她的一些意識和想法。令我吃驚的是，這個13歲的孩子，已對自已的未來有了一個執着的想法，她説，唸完國中，可能就不念下去了，會像媽媽一樣，外出打工。因為，她要給弟弟掙學費。説到以後可能上不了學，她流下眼淚。
聽着這個懂事的姐姐這個“人生計劃”，我先是震驚，繼而沉默了。我無法開導她。面對家庭的困境，這個女孩或許很難有其他的選擇。
第二天，我就要和這個剛認識的小朋友説再見了。我在她的枕頭下留下我的電話，還有200元錢。我真的希望能幫她一把。後來，她真的打來電話告訴我説:“餘姐姐，等弟弟上學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採訪應當説是成功的，稿件《暑假裏的留守兒童》也順利完成了。
可是，從那開始很長一段時間，我很害怕再去接觸留守兒童這個羣體，因為採訪免不了要問一些問題，而我最想知道的，也正是這些孩子埋在心底，不願説出來的。
我一直在問自已，面對這樣的一個羣體，我的採訪，是一次次觸及他們的傷處，還是揭示了他們真實的困境，讓社會更瞭解他們，去為他們做更多的事情?
敬業，並不只是願意為工作花費時間和精力。敬業，應當是對崗位的正確理解，發揮崗位應有的作用。我憐惜而
心痛的感受，或許沒有錯，但用這種情緒把自已包裹起來，而放棄了記者應該有的責任與擔當，這是失職。
記者，應當用心去聽，用心去記，用心去寫，用心，去鼓與呼。
在之後的幾年裏，我又陸陸續續走過xx很多鄉村，去和留守兒童接觸、交流。我始終做一名觀察者，一名記錄者，記下他們的憂愁與歡樂，記下他們的夢想與憧憬，當然，其間也有孤獨、無助、冷漠，甚至叛逆。
今年6月9號，貴州畢節發生4名留守兒童自殺身亡的悲劇。痛定思痛，留給人們更多的思考: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需要引起全社會更多的關注，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愛!
記者，應當站出來，為留守兒童大聲疾呼。
我再一次走進留守兒童的家。這一次走訪，我不再僅僅是探尋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更多的，是把話筒遞向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鄉鎮的負責人。我想知道，為這些孩子，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打算做些什麼。
令人欣慰的是，隨着xx的快速發展，鄉鎮經濟的崛起，已有越來越多的鄉鎮工業園、農業示範園、種植養殖場，吸納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他們在家門口就業的機會越來越多了。同時，全市鄉鎮實現了留守兒童活動室全覆蓋，在這裏，留守兒童又有了一個大家園。
在這篇《xx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狀況調查報告》的連續報道中，我在結尾處這樣寫道:“留守兒童的問題是不可忽視也不能迴避的。而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家庭、學校、各級政府乃至全社會，都應該為這些孩子創造條件，共同撐起一把‘心靈保護傘’”。
各位評委老師，我和留守兒童的故事，就講到這裏。
最後我還想説一句，希望能為這些孩子撐起“心靈保護傘”的人越來越多。説這句話，是我的職責所繫。
謝謝大家!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