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秦川前輩
作者：丁正耕
近幾個月來，一直都有一種沉重的氣氛在壓迫着我，使我的孤獨更為孤獨。每每一旦想起復興門外大道22樓，就有一種極度的失落感襲擊而來，如千種傷痕隱忍難言，令我思緒萬千，就連我一年一度的中國當代藝術年度文獻在出版時，都會令我不由然地想起先生對我的支持與關懷，以及他的博大與慈善，總之，這種情趣，可能要壓迫我終身了。
這些纏繞我腦際的氤氲，倒底是何時有了如此強大的力量呢?那還是從我和先生的交往説起吧……
十六年前，我家四姐他們一家三口去北京秦川家探親，回來後告訴了我先生的情況。我當時在老家辦着一份名叫《蜀南風》的詩歌報，和一個名叫《蒲江社》的文學社團。1988年的9月初，我把報紙與社刊寄與了先生，請其指正。那時的心態不外乎是想找一個名人或者前輩看看，點評點評。資料寄出時，也沒想過對方回不回信。但事出所料，先生很快就回了信，並在信中談及少年時的他也在老家的赤水一中上學時，也辦過一份文學報紙的事，並指出，我的報紙，只注重藝術水準還不行，還要注重大眾能接受與復讀。可能是因為那時，尤其是後來報紙上經常發表一些活躍於國內詩壇如石光華、歐陽江河、萬夏、張棗、柏樺、陳亞平、鼕鼕、山杉、孫建軍等詩人作品的緣故，使《蜀南風》在1989年後成為唯一一份還能發表屬於“詩”的合法的民間詩報，因此，先生提及了民眾對詩的接受與詩歌的社會功用等問題。從此後，我和先生便一直保持着書信往來，直到《蜀南風》無法在家鄉繼續堅持下去後的1994年我來北京為止，我們的書信交流非常頻繁。以後在京的日子，幾乎我每月要去先生那裏兩三次，每次都聊得很多、很深、很久，從文學藝術到社會學各階層，以及正在轉型期的我國各個社會層面的問題等等。老人健談、眼光準確、思想深刻、邏輯清晰、縱橫中外古今。言談之中，無不流露出一個老革命家的責任感與普通人的良知與正義。在我和他交往的這十多年中，最令我難忘的，還是先生對我的藝術創作與成長的關心，特別是對我的抒情性長詩《惡蹈》與展現中國當代藝術年度創作高度總結的《中國當代藝術》的關心與精神上的支持。
1995年，我有了強烈的創作衝動後，於當年10月12日，從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合江縣，動手準備寫一首長詩。14日已寫出了第一部分的前1800多行，是抒情體的。就在我即將想在很快的時間裏把這首表達我對人類社會生活中善與惡、博愛與正直、美好與崇高、罪惡與陰謀、暴力與卑下、私慾與勇敢的詩歌繼續寫下去時，我惘然了：用什麼方式把這麼大的主題承載下去呢，是用敍事還是抒情的結構?當時，我甚至想到了把我前些年去西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徒步時採得的民間故事來作為全詩的總主架。但，我心裏還是渴望想要用一種比較適合我的方式：一種充滿激情的、從心裏噴湧而出的一瀉千里之勢。猶豫之中，我給先生寫了封信，信中談了我的想法，並給在北京的幾位老詩人和朋友如：牛漢、陣容、莫文徵、朱先樹、程麻等寄去了已寫就的那部分詩作和一封有關我詩歌創作想法的信。很快，獨有先生的回信來了，令我驚訝，偏大的字體寫了洋洋幾頁：
正耕小友：
《南音》詩集和《惡蹈》長詩開篇都拜讀了。我比較欣賞《南音》，因為其中不乏可再讀之作。至於《惡蹈》，我認為想寫成長詩，難度太大，我雖稱許你的才華和靈氣，但要真正寫成如屈子之《離騷》，用這樣的形式、體裁，想一氣呵成，如一首悲愴交響樂章，太長了令人難以足讀；勢必要增加敍事、敍人，否則難成長篇。在延安時，我最熟的詩人柯仲平，他第一部長詩“烽火山”以數千行高歌革命戰爭，其對農民疾苦之悲憤對英勇戰士之無限熱贊，讀之無不動情，但因過於想象，缺乏實際鬥爭，沒有留行。此後以十多年時間，想寫一部像荷馬一樣長篇史詩，以劉志丹為模特的可以彈唱的萬行詩篇，除了政治原因外，主要是力不從心，終於沒有完成，才六十左右就去世了。我看過他詩稿，從篇章來看，均是珠玉，但連起來看，又接續不上，倒是他有不少短詩，千行左右長詩，確是可以傳世之作。雨果、尼克拉索夫、海涅都有些長詩，但不是像《浮士德》、《神曲》那樣宏偉，但深得大眾傳誦，尤其是雨果，法國人至今仍十分崇敬不已，因為他屬於人民，人民也瞭解和熟習他。美國《草葉集》的作者惠特曼周揚不止一次向我介紹和稱讚。我不是詩人，更不是評論家，説這些只是説明寫長詩如果過於着重語言藝術和使用一些奇言妙語，恐難於進入千家萬户中。我有一個偏見、淺見，仍覺得詩詞最好能吟、能誦、能歌，這就要多吸引一些古典詩詞優秀傳統以及民間藝術傳統。太悲憤的東西有感於世事又不便於放聲呼喊只能以隱喻、高深的語言而噴吐出，只具一格，長久如是必然影響個人身心，最終會像一些著名詩人一樣不能長壽，何苦。此外，也要善於寫一些自然美、愛情等多樣化的作品，以引起各方面讀者注意。這只是一點點小意見，不足為評。匆匆此，祝近好。
秦 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因為，那時我眼疾已嚴重威脅到我的寫作和生存，一當想到我要是失明瞭，怎麼辦?怎麼用詩的語言來表達我對世界的看法。在一種衝動中，先生事實上帶有鼓勵的刺激成為我決心要用抒情的方式寫完這首詩的動力。次年3月14日，那天，我買了一口袋麪包，跑到我江邊的小木屋裏，以每天幾千行、幾百行不等的速度，用30天時間一氣呵成了這部後來被業內和媒體宣稱創造了世界上有作者姓名的抒情長詩之最的《惡蹈》，全詩共20864行，分《惡蹈》、《淨界》、《樂國》、《墓穴》四部。1998年10月22日，在中國作家協會大樓召開《惡蹈》研討會時，我邀請先生參加，先生説我還是不去的好，我去了他們怎麼辦。會上，何鎮邦、朱先樹、莫文徵等及與會人員40多人對這首長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提出了中肯的意見。
如果説，沒有先生的那封信，可能我要完成這首長詩不知要推到何年何月，甚至也就可能煙消雲散。想起這些，就有一種無盡的思念在牽扯着我，使我不得輕鬆。
1999年9月底，我在北京幹了幾年新聞工作後，我所工作的報社領導想要把我從編輯部主任的位置上提到副總編崗位上。我們的報紙是文化部的，儘管那時該報在業內是全國最大的，我們報還做了一個流行音樂界在全國叫得響的品牌“中國原創歌曲排行榜”，也推了不少新人，但社內的管理卻很特殊。那時，我一個主任，除了財務、辦公室、廣告、發行外，編輯、照排、新聞、總編室的人事獎懲和業務都是我在管，繁忙的工作早已使我無法再進行寫作，要是在更累的位置上，不知還要忙到什麼程度。當然，報社要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在流程改革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領導給我交換意見後，我在那年9月底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去先生那裏，和他談起了這件事，想徵求一下他的意見。先生説，你現在還年輕，又有一定的生活積累，趕快多寫點東西放在那裏吧，等日後在慢慢拿出來，一個作家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才能説明他的成就的。年輕時能寫不寫，像我們年齡大了就力不從心了，我年輕時也想多搞創作，結果後來去做組織工作了，寫作的年齡就這樣一錯而過。從先生的話中，聽出了他是不主張我再這樣幹下去的，我內心裏暖洋洋的，因為，先生了解我也理解我，知道我是一個想不斷寫作的人，只是一些為生的事而纏繞，使我去做了許多不得已而為之的事。的確，我工作的那張娛樂性報紙，對我人生的終極關懷與追求是沒有多大聯繫的，只是一種為了謀生而已。有了《惡蹈》以後，先生認為我完全有能力寫出其它更大的東西，為此，我還和先生交流過很多次，從主題到構思、風格到語言方式等。但是，至今為止，我仍沒寫出比《惡蹈》更大的東西來，一是心未淨，二是因生存而忙於奔波，三是還想多積累一些在其他領域的生活經歷。相反，從1999年開始，我倒在美術領域裏幹得紅紅火火，極大的動靜很快漫及全國，為中國的當代藝術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個領域裏取得的成就，同樣是因先生的精神力量作為支撐分不開的。
2000年9月18日，第一本對上個世紀後十年進行總結的《中國當代藝術1990-2000》出版時，先生拿着書，看完後説，這種與早年他在歐洲訪問時看到的西方人的做法還有差距，我們要善於向西方先進的東西學習，千萬不要封閉自己，這樣對民族的文化才不會起到更大的副作用。2001年，我在法國巴黎組織了一個名叫“巴黎·中國風格”的畫展，目的是推介中國當代文化。展覽的針對性是面對目前中國青年藝術家盲目地模仿西方、丟失民族文化之根與精神而提出的學術主題，目的就是要使西方看到我們民族真正的文化。9月7日，我把展覽畫冊送給他，他一邊看畫冊一邊説“你小子不錯嘛，把手都伸到法國去了。他讚許的眼光使我冷靜了許久。這僅僅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又應該怎麼去做才更好呢。那天，我還首次給他談起了一件在老家令我不愉快的事，先生聽完後一句話都沒説，但眼睛裏射出了平靜的光，隱隱約約帶着一種遺憾和憤怒，嘴裏不斷説着：那些小地方、那些小地方。那刻，我心裏似乎好受了許多，想着先生為中國的革命和黨的文藝、新聞工作所作出的貢獻與受到的創傷屈辱，至今仍謙卑的姿態，我一點也不敢大意起來。2002年5月22日，我把新出的《中國當代藝術2001》送到先生家時，先生很快翻完了這部七百多頁的厚書，然後，從書房裏拿出八十年代初期他去法國訪問時，法國方面領導人贈送的《盧浮宮藏畫集》。精美的印刷呈現我眼前，先生無疑又一次含蓄地給我指出了我的書在印刷中的不足。儘管那本書在國內也算印得不錯的了，但先生追求精品的境界還是又一次震憾了我。那天，先生還重又提到了多次提到過的“精品”的事，我銘刻心裏，決定明年一定要在印刷上上到最高的台階。
今年1月15日，我在去泰國前又去看望了先生，我們再次談起中國及世界藝術的發展、藝術家的責任感、良知和藝術品應該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以及怎樣創建一個可以使中國當代藝品進行流通的平台與市場，方能使當代藝術良性發展問題等。老人非常讚許這樣的一些觀點和主張，並説，這些東西要實現還有一定過程和難度，工作中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先生還拿出當年法共中央總書記送給他的雕塑，説造型的準確、語言的洗煉、抽象與具象結合的作品很明顯地表徵着法國雕塑的藝術風格，而我們中國的許多創作，除了一味的模仿西方以外，在很多層面上卻丟掉了本民族文化的特徵。相反，我們以前倒有一些能夠流傳下來的東西能使老百姓喜聞樂見。他又問起我那個中國當代藝術現在又怎樣了，我告訴他，今年的比去年的無論從選稿的質量上或者印刷上都應該要好些，準備在整體上要提高到國內最高水平，逐步達到西方最高印刷水平。沒想到我從泰國回來，得到的確是他老人家已昏迷病牀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事件使我震驚和神情恍然，我旋即趕到北京醫院，友蘇告訴我簡單的情況後，我們來到先生的病牀前，先生已在牀上躺了很多天了。在我視覺觸及的瞬間，寬大的病房內霎時使我看到一個巨大的物體橫亙在白白的牀榻間，彷彿先生已是一個冥冥之中的物體，以一種“大象”之氣印蕩我腦間。1月29日，先生就走了。
從此，我心裏就總有一種失落感在罩着我，直到2月13日八寶山追悼會現場，當《黃河》奏鳴曲的聲音盤旋而升(常人都使用《哀樂》，而這次卻選用了先生生前喜歡的《黃河》，這種文化上不凡的品位，也顯出了先生後代的與眾不同)，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李瑞環、李嵐清、温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吳邦國、李長春、劉雲山等送來花圈與胡錦濤、李長春、劉雲山等到場和先生進行遺體告別時，我才明白一個問題：一個人，只有人格的力量是偉大而聖潔的，才會受到他人的敬愛。先生生前所有經歷的一切和他的言行構成了他人格的魅力與力量的宏大。從此，我的精神的一部分被先生帶走了。每當一人寡居時，常常都使我在京城之北的居所，寄望長安街的西邊，在復興門外大街的22樓2門七號裏，永居着我精神的部分。
這種淡淡的、淺淺的、輕輕的憂傷和深藏心裏的思念始終在粘連着我，直到3月20日，我為解決《中國當代藝術2002》印刷中的問題而在深圳出車禍躺在病牀上堅持寫作該書的前言時，我又一次想到了先生追悼會時身蓋黨旗的宏大身軀。我不得不受先生精神力量的再次感動，使我再一次認識到中國當代藝術所缺乏的恰好是人格的魅力。因而，在我國首部中英文版《中國當代藝術2002》序言中，我以先生的人格魅力事實，企望召顯出我國當代藝術家人格魅力的出現。
車禍，於我而言，僅僅只是一種警醒。他使我明白，任何一個人的事業與成功，都是伴隨着流血和犧牲的，並且與之而來的成就定是與代價相隨。其實，這些道理，都是先生在生前與我的交談中所流顯出的暗示。
夜，太久了，先生便走了。這又是不是人間和大自然的另一種規律呢。
勞累稍竭的大腦，使我常常驚起：我的前輩——秦川先生，你走了?但我卻想您…… 2003年7月27日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