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近代傑出的愛國者
李長莉
黃遵憲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愛國者、維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驅使者。他逝世已經100週年了，我們今天仍然想起他、紀念他，是因為他在100多年前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與那個時代中國的命運、中日關係以及東亞的命運緊密相連，而且他所倡言踐行的中國富強與東亞和平兩個主題，仍然是我們今天所要面對的問題。
黃遵憲只活了57歲。自從28歲考上舉人後，他便放棄了當時視為進身之階的科舉正途，懷着瞭解世界的熱望，作為參贊跟隨首任使日大臣何如璋出使日本，此後的半生，便一直與中國的維新事業及中外交往、特別是中日友好和平事業相聯繫。黃遵憲生活的時代，是中國災難重重、日益沉淪的黑暗時期，外而列強環伺、侵吞交逼、瓜分威脅日漸深重，內而貧弱落後、封閉保守、統治集團不思變革、亡國滅種之危愈趨愈烈。黃遵憲作為較早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個先進中國人，在東西洋富強之國的親歷考察，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之情與救國之志。他在1877年出使日本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不久，明治政府以仿行西法、變法求強為國策，“富國強兵”為目標，全面推行變法維新，各項新政依次施行，舉國各業呈現萬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為日本變法維新、由弱轉強的現實所鼓舞，黃遵憲很快拋棄了舊士人的陳腐之見與錮蔽習氣，以開放的心態作客觀的觀察，萌發了借鑑日本、變法求強的改革思想。他用直白的新體詩，記述日本種種變法維新的新鮮事物，撰成《日本雜事詩》，刊行後即在中日兩國文士間廣為流傳，受到交口稱讚。他還立志撰寫《日本國誌》，在駐日四年間，廣搜博覽，多方諮訪，撰成初稿，後來又中斷仕途，潛心著述，經二載而始成。他在這部四十卷、五十餘萬言的大著中，分門別類地詳實記述了日本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風俗等方面的成就，讚揚日本變從西法，由弱轉強，步武泰西，勢將躋身富強之列的維新事業。他由此反省自己的祖國，為國家民族危急的現狀及險惡的未來命運而憂心，為朝野上下仍酣睡夢中、不知覺醒而焦慮。因此，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提出一系列變法思想和改革主張，如政治上改君主專制為立憲政體，經濟上發展民族工商業，軍事上採用西法練兵，教育上廢除八股科舉而興新式學校，以及鼓勵民間結社以興聯合之力、興辦報刊以“啟人智慧”等等，由此指出了一條借鑑日本、變法求強的自強救國之路。這部書刊行後，正值甲午戰爭重創之下，維新思潮興起，因而風行天下。他的變法思想成為維新思潮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的書也成為維新志士乃至光緒帝實行變法的模本。
黃遵憲不僅為清末的維新運動提供了思想資源，他還身體力行，積極參與開創維新事業。他參加了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與梁啟超、汪康年等創辦《時務報》，宣傳維新。在任湖南按察使期間，他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以其對西方制度的熟悉與體驗，對新政多有謀劃，主持成立官民共治的保衞局，宣傳並推行民治與“地方自治”等，使湖南成為全國率先推行新政的維新典範。戊戌變法運動被鎮壓後，黃遵憲被罷黜回籍，再未被起用。他在生命的最後數年雖然鬱居僻鄉，但愛國之心和維新之志一直未曾稍懈。他嘗言：“一有機會，投袂起矣。”在此期間，他不僅寫下了大量寄情言志的詩句，還與避居日本、正在積極從事改良宣傳活動的梁啟超書信往還，與這位比自己年少一輩、正以其激揚文字而撼動天下的維新同志推心置腹、披肝瀝膽，討論維新事業，闡述改良思想，提出“合羣”、“羣治”、開民智、興民權、行立憲等思想主張。他為梁啟超的《新民説》拍案叫好，又直言規勸梁啟超勿“出言輕而視事易”，告誡他謀社會進步應循序漸進，不可躐等、期於一蹴而就。這些文字寄託着他對民族命運的拳拳之心，傾注了他對改良事業的茲茲之念，凝聚着他對祖國富強的殷殷之望，可謂“哀淚滂沱，棲集筆端”，“熱血噴湧，洋溢紙上”（以上引文均見《致梁啟超書》，載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518頁）。他的一些思想對梁啟超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可以説他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繼續參與這一時期的改良運動。
黃遵憲的一生，還與中日友好及東亞的和平事業緊密相連。他在駐使日本的四年裏，熱切地瞭解日本的維新事業，對日本因變法維新而從落後的東方小國轉弱為強由衷地高興，視之為東方人崛起的先導。他主張向日本學習，效法日本的維新榜樣，他的變法思想由此而萌生。他還廣為結交日本朋友，與他們詩文往來、諮詢討論、歡聚筆談。他的詩集中留下了不少與日本友人唱和的詩句，他們促膝筆談的紙片，至今仍然被日本友人的後代所珍藏。他對於同文同種的日本及日本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離開日本後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曾屢屢説起他視日本如“故鄉”、視日本人為“吾鄉人”的濃濃深情。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還送子弟數人到日本去留學。他對日本的友好感情，建立在中日平等、和平相處的基礎上，他希望中日兩個同文同種、脣齒相依的東方鄰國，能夠互相學習，共同富強，永保和平。他對當時日本隨着國勢強盛而滋長起來的擴張主義勢力和盲目追隨西方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邏輯以及推行侵略大陸的政策產生警惕，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勢將破壞東亞和平、給東亞人民帶來災難而憂慮。他在使日任內，協助何如璋處理與日本的琉球交涉，力圖扼制其進而侵略台灣、朝鮮及大陸的野心。他主張中國要學習日本，變法求強，但其目的決不是像當時的日本那樣為了恃強擴張，侵略他國，而是為了以強制強，強強並立，以中國之強來阻扼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強勢均衡來謀求兩國的和平共處。這就是黃遵憲指出的東亞和平之路。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積弱不振使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甲午一役，日本侵吞了台灣，控制了朝鮮，使其相繼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東亞從此陷入殖民主義災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其留下的創傷至今仍然是東亞和平的隱患。自黃遵憲生活的那個時代以來100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貧弱，決不是東亞之福；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更是東亞和平的威脅。在全球化和區域化日益加劇的今天，東亞地域的內部聯繫更為緊密，我們彼此的命運休慼相關，我們只有沿着黃遵憲等先賢開拓的東亞和平之路，致力於建設共同富強、和平相處的東亞，才是我們東亞人的長久幸福之路。
黃遵憲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突破當時統治文壇的古奧之風與八股之氣，主張“我手寫吾口”，留下了一千多首直白曉暢、敍事抒情的新體詩，被譽為“近世詩界三傑”之冠（梁啟超語）。他又是一位才、學、識兼具的史學家，他撰寫的《日本國誌》不僅是一部體例詳備的史書，還成為影響時代、指導當時社會改革的維新模本。他更是一位走在時代前列的維新志士，為清末的變法維新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是一位富有才幹的外交官，先後出使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足跡遍及東、西、南三洋，促進中外交往，學習先進文明，維護祖國利益，保護華僑權益。而貫穿他一生的主線，便是那一腔熾烈的救亡圖強的愛國情懷。然而，黃遵憲生活在那個黑暗的時代，一生被頑固落後的統治勢力所壓抑、所摧折，滿腹才志不得施展，救亡抱負難以實現，最後被禁閉於鄉，懷着對祖國的憂慮和終生遺憾抑鬱而終，這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但是，他的愛國情懷和革新進取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所以他又像黑暗夜空中一顆閃亮的星星，在中國走向沉淪之時，與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一起，指示出民族的一線生機，為祖國的前途帶來希望。後來的中國人，可以説也是沿着他們的足跡，開拓着祖國走向繁榮富強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今天仍然滿懷崇敬的心情紀念他的原因。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