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江文字磚

潛江地處江漢平原腹地，築窯取土，燒磚建房，是一件歷史悠久，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現象。筆者試圖從極少見的珍貴文字磚資料中，尋覓那些歷史的印痕。
製造文字磚，需先將文字刻在磚模上，然後壓泥製坯燒製而成。一般的民間磚塊文字都是按窯主的意思製作的窯場名稱，字數少，沒有太多實際內容。而有一些根據官方要求訂製的磚塊，出於方便區分或政治文化等需要，不僅有製作年月字跡，甚至還壓印有監製官吏、製作匠人和負擔磚塊任務的户主姓名。
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文聯主席張世春先生編著的《荊州城文字磚》（1999年7月武漢出版社出版），在《荊州城文字磚拓片》一章中，精選宋代和明清時期荊州城牆有磚刻文字的磚件拓片121幅，每幅配以釋文。書中關於明洪武十三年潛江製造的的荊州城文字磚拓片有三幅，是現存洪武年文字磚中年代最早的磚之一。其中字體保存最完好的第七十三幅的磚文為“荊州府潛江縣提調官知縣劉浩司吏蔡銘監造人王興禮張興作匠魯四小甲余文彬人夫余文彬洪武十三年月”，原件高380毫米，寬90毫米。字體為陽刻楷書（凸顯於磚面）。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初，朱元璋採取謀士朱升“高築牆”的建議,對不少軍事重鎮新修城牆並加高加長加固，荊州城也在其列。文字磚並不是為了讓那些基層官吏和工匠百姓名垂千古，而是當時一種先進的、層層負責的生產崗位責任制的記錄。因為當年造燒磚的任務分到了各個縣，所以為了確保質量，避免粗製濫造，而有嚴格的檢驗制度。各個縣都要把自己的縣名刻到自己造的磚上，城牆磚上的銘文記錄了從監造的總負責人甚至到一般工匠的姓名及職位，可以看出明代對製造行業的管理十分嚴格，出了質量問題可追究到府、縣直至個人。“小甲余文彬”既是鄉村城磚生產直接組織者，又是城磚任務被攤派者。這種按人按户攤派的形式，並加上嚴格的檢驗制度，滿足了朱元璋當年為了“高築牆”而用磚量大，燒製時間長的需要。在客觀上為研究明代的攤派制度、磚瓦技術以及地方經濟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些文字磚都是青色，要把磚坯從土色燒成紅色再燒成青色，是要具備相當技術的。現在，我們只能透過歷史，遙想當年磚窯燒磚的場景：窯工把做好的磚塊土坯置入磚窯後，開始封閉燒製，窯內的温度高達800攝氏度，燒窯的週期大約4至5天，燒窯的過程中還要逐個堵住不同方向的煙道，封住窯頂和側門，一垛垛的柴草排成陣式。柴草一捆捆扔進去，火光映紅窯壁，映紅柴垛，也映紅窯工們的臉龐，直至每個煙道的頂部呈現出紅色。最後，到了火候，淋水淬火，窯工從窯堖擺的幾口大水缸向窯頂淋水，使滿窯的磚從紅色變成青色。遠望磚窯，雲蒸霞蔚，就像老君的八卦爐升火煉丹。從規格來看，明王朝制城牆磚有統一的尺寸，基本規格是長400毫米、寬200毫米、厚100毫米。實物標本所顯示的略大或略小於上述規格，是屬於施工中的合理誤差。從潛江文字磚銘文的技法來看，屬於模壓印，字體為楷書、陽文，字數較多，不同於一些地方所貢城牆磚上信手刻劃的行書、草體、陰文，及字數較少的銘文。就體例看，不僅和其他地方所貢磚一樣均標明所屬府、縣，且不同於一些銘文簡略僅為“府縣”的貢磚，而是連官員、匠人都一一詳細開列。實物證明，凡是土質較好、城磚優於其他府縣者，其銘文多宂長而繁瑣。潛江窯的磚是燒造得質量較好的磚，這從銘文上可以體現出來。以上可見明代初期潛江即有官府指定磚窯燒製的歷史，其燒製的產品當時為荊州城供應過磚材。目前所發現荊州城關於潛江的文字磚資料，對考據荊州城牆的形成以及潛江古代制磚工藝很有史料價值。填補了明代潛江磚窯歷史資料的空白。
如果説潛江製造的明初荊州城文字磚藴涵着潛江先民的勤勞與智慧，另一塊近現代文字磚則見證着一段民族的災難與屈辱。由潛江市教育局編寫、2003年1月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的《江漢明珠——潛江》一書的“抗日烽火”一節，在論述“日本的殖民統治與法西斯暴行”時，附有一張文字磚照片。磚上的文字是“奧村輿昭和十八年”，字體為陰刻（凹顯於磚面）。奧村輿即當年駐潛江日軍頭目。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是抗戰結束前兩年。這塊文字磚使人聯想到刺刀脅迫下的窯工們，頂着窯門的熱浪，冒着火焰的焦灼，在屈辱中沉重地勞作。侵略者企圖構築的“鐵圍”，在中華民族的八年抗戰中土崩瓦解了，而這塊文字磚，以它凝聚的那段歷史，依舊給熱愛和平的人們以警示……
潛江文字磚為研究潛江建築材料歷史和研究潛江政治經濟、官制、户籍管理體制、民俗及文字書法、姓氏演變、工藝美術等諸多方面，提供了珍貴的材料。曾經在江漢平原星羅棋佈的大小磚窯，作為承載歷史與現實的建築，隨着環保意識、保護耕地及新建材使用等因素的影響，也得到了相應限制和規範化經營。潛江磚窯出產的主要是無字磚，不計其數的磚塊都曾運到千家萬户，然後被壘起一座又一座的屋舍樓房，成為人們心靈棲息、擋風遮雨的地方。文字磚記載着歷史，無字磚也構建着未來……

潛江地處江漢平原腹地，築窯取土，燒磚建房，是一件歷史悠久，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現象。筆者試圖從極少見的珍貴文字磚資料中，尋覓那些歷史的印痕。
製造文字磚，需先將文字刻在磚模上，然後壓泥製坯燒製而成。一般的民間磚塊文字都是按窯主的意思製作的窯場名稱，字數少，沒有太多實際內容。而有一些根據官方要求訂製的磚塊，出於方便區分或政治文化等需要，不僅有製作年月字跡，甚至還壓印有監製官吏、製作匠人和負擔磚塊任務的户主姓名。
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文聯主席張世春先生編著的《荊州城文字磚》（1999年7月武漢出版社出版），在《荊州城文字磚拓片》一章中，精選宋代和明清時期荊州城牆有磚刻文字的磚件拓片121幅，每幅配以釋文。書中關於明洪武十三年潛江製造的的荊州城文字磚拓片有三幅，是現存洪武年文字磚中年代最早的磚之一。其中字體保存最完好的第七十三幅的磚文為“荊州府潛江縣提調官知縣劉浩司吏蔡銘監造人王興禮張興作匠魯四小甲余文彬人夫余文彬洪武十三年月”，原件高380毫米，寬90毫米。字體為陽刻楷書（凸顯於磚面）。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初，朱元璋採取謀士朱升“高築牆”的建議,對不少軍事重鎮新修城牆並加高加長加固，荊州城也在其列。文字磚並不是為了讓那些基層官吏和工匠百姓名垂千古，而是當時一種先進的、層層負責的生產崗位責任制的記錄。因為當年造燒磚的任務分到了各個縣，所以為了確保質量，避免粗製濫造，而有嚴格的檢驗制度。各個縣都要把自己的縣名刻到自己造的磚上，城牆磚上的銘文記錄了從監造的總負責人甚至到一般工匠的姓名及職位，可以看出明代對製造行業的管理十分嚴格，出了質量問題可追究到府、縣直至個人。“小甲余文彬”既是鄉村城磚生產直接組織者，又是城磚任務被攤派者。這種按人按户攤派的形式，並加上嚴格的檢驗制度，滿足了朱元璋當年為了“高築牆”而用磚量大，燒製時間長的需要。在客觀上為研究明代的攤派制度、磚瓦技術以及地方經濟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些文字磚都是青色，要把磚坯從土色燒成紅色再燒成青色，是要具備相當技術的。現在，我們只能透過歷史，遙想當年磚窯燒磚的場景：窯工把做好的磚塊土坯置入磚窯後，開始封閉燒製，窯內的温度高達800攝氏度，燒窯的週期大約4至5天，燒窯的過程中還要逐個堵住不同方向的煙道，封住窯頂和側門，一垛垛的柴草排成陣式。柴草一捆捆扔進去，火光映紅窯壁，映紅柴垛，也映紅窯工們的臉龐，直至每個煙道的頂部呈現出紅色。最後，到了火候，淋水淬火，窯工從窯堖擺的幾口大水缸向窯頂淋水，使滿窯的磚從紅色變成青色。遠望磚窯，雲蒸霞蔚，就像老君的八卦爐升火煉丹。從規格來看，明王朝制城牆磚有統一的尺寸，基本規格是長400毫米、寬200毫米、厚100毫米。實物標本所顯示的略大或略小於上述規格，是屬於施工中的合理誤差。從潛江文字磚銘文的技法來看，屬於模壓印，字體為楷書、陽文，字數較多，不同於一些地方所貢城牆磚上信手刻劃的行書、草體、陰文，及字數較少的銘文。就體例看，不僅和其他地方所貢磚一樣均標明所屬府、縣，且不同於一些銘文簡略僅為“府縣”的貢磚，而是連官員、匠人都一一詳細開列。實物證明，凡是土質較好、城磚優於其他府縣者，其銘文多宂長而繁瑣。潛江窯的磚是燒造得質量較好的磚，這從銘文上可以體現出來。以上可見明代初期潛江即有官府指定磚窯燒製的歷史，其燒製的產品當時為荊州城供應過磚材。目前所發現荊州城關於潛江的文字磚資料，對考據荊州城牆的形成以及潛江古代制磚工藝很有史料價值。填補了明代潛江磚窯歷史資料的空白。
如果説潛江製造的明初荊州城文字磚藴涵着潛江先民的勤勞與智慧，另一塊近現代文字磚則見證着一段民族的災難與屈辱。由潛江市教育局編寫、2003年1月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的《江漢明珠——潛江》一書的“抗日烽火”一節，在論述“日本的殖民統治與法西斯暴行”時，附有一張文字磚照片。磚上的文字是“奧村輿昭和十八年”，字體為陰刻（凹顯於磚面）。奧村輿即當年駐潛江日軍頭目。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是抗戰結束前兩年。這塊文字磚使人聯想到刺刀脅迫下的窯工們，頂着窯門的熱浪，冒着火焰的焦灼，在屈辱中沉重地勞作。侵略者企圖構築的“鐵圍”，在中華民族的八年抗戰中土崩瓦解了，而這塊文字磚，以它凝聚的那段歷史，依舊給熱愛和平的人們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