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楊絳(1911- )，原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生於7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作家、學者。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與丈夫錢鍾書一同留學於英、法等國，回國後歷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説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説》;散文《將飲茶》《幹校六記》;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其中寫於1984年的《老王》被選為國中教材。沉定簡潔是楊絳作品語言特色。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於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着本色的絢爛華麗。乾淨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了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兩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黨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着一羣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着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週。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並不溜。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上台發言的，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鍾書寫的。發言的反應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Sorbonne)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據説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註冊入學。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託盛澄華為我們代辦註冊入學手續。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後，我們方知電賬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閒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託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裏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楊絳——編者注)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説：“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DrSpence)。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説，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裏，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麼回事兒?”
護士説：“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麼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説：“叫了喊了還是痛呀。”
她們越發奇怪了。
“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
“中國女人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説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説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説話，又昏昏睡去。
鍾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鍾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面。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我已從法蘭絨包包裏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説話。第四次是午後茶之後，我已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裏抱出來讓爸爸看。
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説：“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阿圓長大後，我把爸爸的“歡迎辭”告訴她，她很感激。因為我當時還從未見過初生的嬰兒，據我的形容，她又醜又怪。我得知鍾書是第四次來，已來來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壞了，囑他坐汽車回去吧。
阿圓懂事後，每逢生日，鍾書總要説，這是母難之日。可是也難為了爸爸，也難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復甦的。她大概很不願意，哭得特響。護士們因她啼聲洪亮，稱她MissSingHigh，譯意為“高歌小姐”，譯音為“星海小姐”。
單人房間在樓上。如天氣晴麗，護士打開落地長窗，把病牀拉到陽台上去。我偶曾見到鄰室兩三個病號。估計全院的單人房不過六七間或七八間。護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圓的餐室，每日定時護士把娃娃抱來吃奶，吃飽就抱回嬰兒室。那裏有專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準入內。
一般住單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卻住了三星期又兩天。產院收費是一天一幾尼(guinea合1.05英鎊，商店買賣用“鎊”計算，但導師費、醫師費、律師費等都用“幾尼”)，產院牀位有限，單人房也不多，不歡迎久住。我幾次將出院又生事故，產院破例讓我做了一個很特殊的病號。
出院前兩天，護士讓我乘電梯下樓參觀普通病房——一個統房間，三十二個媽媽，三十三個娃娃，一對是雙生。護士讓我看一個個娃娃剝光了過磅，一個個洗乾淨了又還給媽媽。娃娃都躺在睡籃裏，掛在媽媽牀尾。我很羨慕娃娃掛在牀尾，因為我只能聽見阿圓的哭聲，卻看不到她。護士教我怎樣給娃娃洗澡穿衣。我學會了，只是沒她們快。
鍾書這段時期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着臉説：“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説，“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枱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説：“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説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脱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説，“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説“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説的“不要緊”。我們在倫敦“探險”時，他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她教我做熱敷。我安慰鍾書説：“不要緊，我會給你治。”我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我把粘在紗布上的末一絲膿連根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他感激之餘，對我説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裏，盛在碗裏，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鍾書順利地通過了論文口試。同屆一位留學牛津的庚款生，口試後很得意地告訴鍾書説，“考官們只提了一個問題，以後就沒有誰提問了。”不料他的論文還需重寫。鍾書同學院的英國朋友，論文口試沒能通過，就沒得學位。鍾書領到一張文學學士()文憑。他告別牛津友好，摒擋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國巴黎。
這次鍾書到藍田去，圓圓並未發呆。假期中他們倆雖然每晚一起玩，“貓鼠共跳踉”，圓圓好像已經忘了渡船上漸去漸遠漸漸消失的爸爸。鍾書雖然一路上想念女兒，女兒好像還不懂得想念。
她已經會自己爬樓梯上四樓了。四樓上的三姨和我們很親，我們經常上樓看望她。表姐的女兒每天上四樓讀書。她比圓圓大兩歲，讀上下兩冊《看圖識字》。三姨屋裏有一隻小桌子，兩隻小椅子。兩個孩子在桌子兩對面坐着，一個讀，一個旁聽。那座樓梯很寬，也平坦。圓圓一會兒上樓到三姨婆家去旁聽小表姐讀書，一會兒下樓和外公作伴。
我看圓圓這麼羨慕《看圖識字》，就也為她買了兩冊。那天我晚飯前回家，大姐三姐和兩個妹妹都在笑，叫我“快來看圓圓頭唸書”。她們把我為圓圓買的新書給圓圓念。圓圓立即把書倒過來，從頭唸到底，一字不錯。她們最初以為圓圓是聽熟了背的。後來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圓圓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對面旁聽，她認的全是顛倒的字。那時圓圓整兩歲半。我爸爸不贊成太小的孩子識字，她識了顛倒的字，慢慢地自會忘記。可是大姐姐認為應當糾正，特地買了一匣方塊字教她。
我大姐最嚴，不許當着孩子的面稱讚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圓圓，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來看圓圓頭識字”。她把四個方塊字嵌在一塊銅片上，叫聲“圓圓頭，來識字”。圓圓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個小人兒在地下走，顯得房間很大。她走路的姿態特像鍾書。她走過去聽大姨教了一遍，就走開了，並不重複讀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對我説：“她只看一眼就認識了，不用温習，全記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歲，媽媽教大姐方塊字，二姐坐在媽媽懷裏，大姐識的字她全認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媽媽胡鬧，把孩子都教笨了。媽媽説，沒教她，她自己認識的。爸爸看了圓圓識字，想是記起了他最寶貝的二姐。爸爸對我説：“‘過目不忘’是有的。”
抗日戰爭結束後，我家僱用一個小阿姨名阿菊。她媽媽也在上海幫傭，因換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寫個明信片告訴女兒。我叫阿菊千萬別丟失明信片，丟了就找不到媽媽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頭底下，結果丟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幫她追憶藏明信片處。圓圓在旁靜靜地説：“我好像看見過，讓我想想。”我們等她説出明信片在哪裏，她卻背出一個地名來──相當長，什麼路和什麼路口，德馨裏八號。我待信不信。姑妄聽之，照這個地址寄了信。圓圓記的果然一字不錯。她那時八歲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記起了他的話：“過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對圓圓頭特別寵愛。我們姊妹兄弟，沒一個和爸爸一牀睡過。以前爸爸的牀還大得很呢。逃難上海期間，爸爸的牀只比小牀略寬。午睡時圓圓總和外公睡一牀。爸爸珍藏一個用台灣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媽媽自出心裁特為爸爸做的，中間有個窟窿放耳朵。爸爸把寶貝枕頭給圓圓枕着睡在腳頭。
我家有一部《童謠大觀》，四冊合訂一本(原是三姑母給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冊)。不知怎麼這本書會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帶來教她女兒的。當時這本書屬於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並做家庭教師。臨睡有閒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圓圓唱童謠。圓圓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點着書背。書上的字相當大，圓圓的小嫩指頭一字字點着，恰好合適。沒想到她由此認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圓圓識字，對她千依百順。圓圓不是識完一包再識一包，她要求拆開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從中挑出認識的字來。顛倒的字她都已經顛倒過來了。她認識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之外。一次她挑出一個“瞅”字，還拿了《童謠大觀》，翻出“嫂嫂出來瞅一瞅”，點着説：“就是這個‘瞅’。”她翻書翻得很快，用兩個指頭摘着書頁，和鍾書翻書一個式樣。她什麼時候學來的呀?鍾書在來德坊度假沒時間翻書，也無書可翻，只好讀讀字典。圓圓翻書像她爸爸，使我很驚奇也覺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錢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後面有一大片同樣的樓房，住户由弄堂出入。我大姊有個好友租居弄堂裏的五號，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親幫打官司，承繼了一千畝良田的財主。她偶有事會來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裏，一個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這邊。爸爸和我們姐妹都在我們卧室裏説着話。忽然來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圍城》裏的鮑小姐一個模樣。她比《圍城》電視劇裏的鮑小姐個兒高，上身穿個胸罩，外加一個透明的蜜黃色蕾絲紗小坎肩，一條緊身三角褲，下面兩條健碩肥白的長腿，腳穿白涼鞋，露出十個鮮紅的腳趾甲，和嘴上塗的口紅是一個顏色，手裏拿着一隻寬邊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財主。
我爸爸看見這般怪模樣，忍着笑，虎着臉，立即抽身到自己屋裏去了。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腳也隨着爸爸過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來客。我坐在桌子這面，客人坐在我對面，圓圓在旁玩。圓圓對這位客人大有興趣，搬過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對客人，仰頭把客人仔細端詳。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氣地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裏逃。我只好裝作若無其事，過去把圓圓抱在懷裏，回坐原處，陪着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們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紅印，倒碟子裏帶有一圈口紅印的香煙頭(女傭星期日休假)。我們説“爸爸太不客氣了”。我也怪三姐不忍耐着點兒。可是我們都笑得很樂，因為從沒見過這等打扮。我家人都愛笑。我們把那位怪客稱為“精赤人人”(無錫話，指赤條條一絲不掛的人)。
過不多久，我帶了圓圓到辣斐德路“做媳婦”去──就是帶些孝敬婆婆的東西，過去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説説話。錢家人正在談論當時沸沸揚揚的鄰居醜聞：“昨夜五號裏少奶奶的丈夫捉姦，捉了一雙去，都捉走了。”我知道五號的少奶奶是誰。我只聽着，沒説什麼。我婆婆抱着她的寶貝孫子。他當時是錢家的“小皇帝”，很會鬧。阿圓比他大一歲，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聲不響。我坐了一會，告辭回來德坊。
我抱着圓圓出門，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對我説：“娘，五號裏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這個我知道。但是圓圓怎會知道呢?我問她怎麼知道的。她還小，才三歲，不會解釋，只會使勁點頭説：“是的。是的。”幾十年後，我舊事重提，問她怎麼知道五號裏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説：“我看見她攙着個女兒在弄堂口往裏走。”
圓圓觀察細微，她歸納的結論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確。“精赤人人”確有個女兒，但是我從未見過她帶着女兒。鍾書喜歡“格物致知”。從前我們一同“探險”的時候，他常發揮“格物致知”的本領而有所發現。圓圓搬個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細細端詳，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認出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帶着個女兒的人。我爸爸常説，圓圓頭一雙眼睛，什麼都看見。但是她在錢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聲不響，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
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維也納醫科大學學成回國，圓圓又多了一個寵愛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裏。
鍾書暑假前來信説，他暑假將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説，一年後和鍾書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後並不想回上海。鍾書是和徐燕謀先生結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藍田。
我知道弟弟即將回家，鍾書不能再在來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裏租得一間房。圓圓將隨媽媽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邊的圓圓説：“搬出去，沒有外公疼了。”圓圓聽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熱淚，把外公麻紗褲的膝蓋全浸透在熱淚裏。當時我不在場，據大姐姐説，不易落淚的爸爸，給圓圓頭哭得也落淚了。鍾書回家不成，我們搬出去住了一個月，就退了房子，重返來德坊。我們母女在我爸爸身邊又過了一年。我已記不清“精赤人人”到來德坊，是在我們搬出之前，還是搬回以後。大概是搬回之後。
圓圓識了許多字，我常為她買帶插圖的小兒書。她讀得很快，小書不經讀，我特為她選挑長的故事。一次我買了一套三冊《苦兒流浪記》。圓圓才看了開頭，就傷心痛哭。我説這是故事，到結尾苦兒便不流浪了。我怎麼説也沒用。她看到那三本書就痛哭，一大滴熱淚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錢的鎳幣那麼大。
她晚上盼媽媽跟她玩，看到我還要改大疊課卷(因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師)，就含着一滴小眼淚，伸出個嫩拳頭，作勢打課卷。這已經夠我心疼的。《苦兒流浪記》害她這麼傷心痛哭，我覺得自己簡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書藏過，為她另買新書。
我平常看書，看到可笑處並不笑，看到可悲處也不哭。鍾書看到書上可笑處，就痴笑個不了，可是我沒見到他看書流淚。圓圓看書痛哭，該是像爸爸，不過她還是個軟心腸的小孩子呢。多年後，她已是大學教授，卻來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原作者是誰，譯者是誰，苦兒的流浪如何結束等等，她大概一直關懷着這個苦兒。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一xx六年的五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説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説：“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説話。”鍾書説：“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説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説：“不覺得。”我説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説：“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説，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説“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髮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準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儘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一xx六年或一xx七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一xx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xx八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一xx八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借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麼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裏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願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鍊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一xx八年十一月下放農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裏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鍊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黴白薯粉摻玉米麪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xx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着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裏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週末回家。鍊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説：“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卧房裏有阿瑗的牀，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裏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説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裏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説：“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説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彷彿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裏，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説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説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着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
14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鍾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裏。鍾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鍾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們在師大，有阿瑗的許多朋友照顧;搬入學部七樓，又有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年輕人照顧。所以我們在這間陋室裏，也可以安居樂業。鍾書的“大舌頭”最早恢復正常，漸漸手能寫字，但兩腳還不能走路。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錢瑗在我們兩人都下放幹校期間，偶曾幫助過一位當時被紅衞兵迫使掃街的老太太，幫她解決了一些困難。老太太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能幹，是一位著名總工程師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結識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動。老太太就等我們由幹校回京後，親自登門找我。她讓我和鍾書見到了她的兒子;要求讓她兒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們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對我説：“媽媽，我不結婚了，我陪着爸爸媽媽。”我們都不願勉強她。我只説：“將來我們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個人，我們放得下心嗎?”阿瑗是個孝順女兒，我們也不忍多用這種話對她施加壓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搬入學部辦公室的同一個月裏，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們知道阿瑗有了一個美好的家，雖然身處陋室，心上也很安適。我的女婿還保留着鍾書和老太太之間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錄二。
“斯是陋室”，但鍾書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是在這間屋裏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來訪説：“江青同志説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當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組”是哪五人。我只知這項工作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喬冠華同志常用他的汽車送鍾書回家，也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説説閒話。“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頓，我們和喬冠華同志完全失去聯繫。葉君健先生是成員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誰。這事我以為是由周領導的。但是我沒有問過，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着來領導這項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説：“錢鍾書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這屋裏待着，不能出門。”
對方表示：錢鍾書不能出門，小組可以到這屋裏來工作。我就沒什麼可説的了。
我們這間房，兩壁是借用的鐵書架，但沒有橫格。年輕人用幹校帶回的破木箱，為我們橫七豎八地搭成格子，書和筆記本都放在木格子裏。頂着西牆，橫放兩張行軍牀。中間隔一隻較為完整的木箱，權當牀頭櫃兼衣櫃。北窗下放一張中不溜的書桌，那是鍾書工作用的。近南窗，貼着西牆，靠着牀，是一張小書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譯，桌子只容一疊稿紙和一本書，許多種大詞典都攤放牀上。我除了這間屋子，沒有別處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當於挪不開的物件。近門有個洗臉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權充上下水道。鐵架子頂上搭一條木板，放鍋碗瓢盆。暖氣片供暖不足，屋子裏還找出了空處，生上一隻煤爐，旁邊疊幾塊蜂窩煤。門口還掛着夏日擋蚊子冬日擋風的竹簾子。
葉君健不嫌簡陋，每天欣然跑來，和鍾書腳對腳坐在書桌對面。袁水拍只好坐在側面，竟沒處容膝。周珏良有時來代表喬冠華。他擠坐在鍾書旁邊的椅上。據説：“鍾書同志不懂詩詞，請趙樸初同志來指點指點。”趙樸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時來，他們只來過兩三次。幸好所有的人沒一個胖子，滿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詩詞的翻譯工作就是在這間陋室裏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可是我和鍾書很頑固。他先説，屋子太小了，得換個房子。我和鍾書異口同聲：一個説“這裏很舒服”;一個説“這裏很方便”。我們説明借書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顧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堅定不搬。袁辭去後，我和鍾書咧着嘴做鬼臉説：“我們要江青給房子!”然後傳來江青的話：“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台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顧鍾書同志。”我不客氣説：“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志可以帶着阿姨去住釣魚台。”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呆着臉，一言不發。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麼回話的。
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鍾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説：“江青同志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遊園。”鍾書説：“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説：“鍾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呀。”我説：“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着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志實在很抱歉，我並不願意得罪他，可是他介於江青和我們倆之間，只好對不起他了。毛主席的詩詞翻譯完畢，聽説還開了慶功會，並飛往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反正錢鍾書已不復是少不了的人;以後的事，我們只在事後聽説而已。錢鍾書的病隨即完全好了。
這年冬天，鍾書和我差點兒給煤氣薰死。我們沒注意到煙囱管出口堵塞。我臨睡服安眠藥，睡中聞到煤氣味，卻怎麼也醒不過來;正掙扎着要醒，忽聽得鍾書整個人摔倒在地的聲音。這沉重的一聲，幫我醒了過來。我迅速穿衣起牀，三腳兩步過去給倒地的鍾書裹上厚棉衣，立即打開北窗。他也是睡中聞到煤氣，急起開窗，但頭暈倒下，腦門子磕在暖氣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牀，又開了南窗。然後給他戴上帽子，圍上圍巾，嚴嚴地包裹好;自己也像嚴冬在露天過夜那樣穿戴着。我們擠坐一處等天亮。南北門窗洞開，屋子小，一會兒煤氣就散盡了。鍾書居然沒有着涼感冒哮喘。虧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幫我醒了過來。不然的話，我們兩個就雙雙中毒死了。他腦門子上留下小小一道傷痕，幾年後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去世。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餘震不絕，使我們覺得偉人去世，震盪大地，老百姓都在風雨飄搖之中。
我們住的房間是危險房，因為原先曾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漲裂，南北二牆各裂出一條大縫。不過牆外還抹着灰泥，並不漏風。我們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築成，很堅固，頂上也不是預製板，只二層高，並不危險。
但是所內年輕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樓最不堅固，所以讓居住樓裏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圓穹頂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輕人就把我們兩張行軍牀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併為我們佔了最安全的地位。我們阿姨不來做飯了，我們輪着吃年輕人家的飯，“一家家吃將來”。鍾書始終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輕人都對他愛護備至。我一方面感激他們，一方面也為鍾書驕傲。
我們的女兒女婿都來看顧我們。他們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們到他們家去住。所內年輕朋友因滿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護着我們到女兒家去。我回憶起地震的時期，心上特別温馨。
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捕，報信者只敢寫在手紙上，隨手就把手紙撕毀。好振奮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譯完《堂·吉訶德》上下集(共八冊)，全部定稿。鍾書寫的《管錐編》初稿亦已完畢。我們輕鬆愉快地同到女兒家，住了幾天，又回到學部的陋室。因為在那間屋裏，鍾書查閲圖書資料特方便。校訂《管錐編》隨時需要查書，可立即解決問題。
《管錐編》是幹校回來後動筆的，在這間辦公室內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物。有人責備作者不用白話而用文言，不用淺易的文言，而用艱深的文言。當時，不同年齡的各式紅衞兵，正逞威橫行。《管錐編》這類著作，他們容許嗎?鍾書乾脆叫他們看不懂。他不過是爭取説話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學問。“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友聲可遠在千里之外，可遠在數十百年之後。鍾書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學問也是冷門。他曾和我説：“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們希望有幾個知己，不求有名有聲。
鍾書腳力漸漸恢復，工作之餘，常和我同到日壇公園散步。我們仍稱“探險”，因為我們在一起，隨處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們還像年輕時那麼興致好，對什麼都有興趣。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