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時代在進步，用到申請書的地方很多，通過申請書，我們可以提出自己的請求。為了讓您不再為寫申請書頭疼，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再審申請書6篇，歡迎閲讀與收藏。
請按《民事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須知》要求填寫，並對以下問題特別注意：
1、對於再審申請人、被申請人、原審其他當事人欄的基本情況中的聯繫方式，必須註明有效聯繫電話、送達地址及郵編，或其他聯繫方式。
2、對生效民事判決或者裁定不服，必須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的規定;對生效民事調解不服，必須符合《民事訴訟法》二百零一條的規定。故再審申請書須明確寫明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的一項或多項，或者二百零一條的規定提出再審申請。
3、再審申請的請求。應寫明是對生效民事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的全部還是部分不服，對於部分不服的應寫明不服裁判調解書的主文內容。
4、事實與理由。應針對生效判決、裁定等，並論證不服的理由，如從以下方面論證：(1)認定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2)原審確定性質不當;(3)適用實體法不當;(4)違反了法定程序;等等。
5、落款部分公民需本人簽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需蓋章，副本的落款部分不能複印。
5、再審申請書副本按被申請人及原審其他當事人的總數提交。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甲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乙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再審申請人因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特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
申請再審事由：
1、申請人的再審申請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2、申請人的再審申請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再審請求事項：
撤銷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判令再審被申請人賠償再審申請人意外傷害保險金某某元。
事實與理由:
第一、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1、二審判決認定申請人已收到保險合同條款缺乏證據證明，且與相關證據相矛盾。
XX年2月13日，乙與再審被申請人簽訂第二份意外傷害保險合同。一審判決認為，該保險合同為卡折式，集保險合同條款、保險單、保險費收據於一體，再審申請人提供的該保險合同第四聯(即保險單正本兼保險費收據聯)背面即為保險條款的內容，據此可認定再審申請人已收到該保險合同的相關保險條款。二審判決對此亦予確認。再審申請人認為上述認定缺乏證據證明，理由如下：
首先，據證人李某陳述，再審被申請人的保險代理人謝某在向乙推銷保險時“沒有出示過保險條款，沒有説過保險條款的內容”。可見，乙及李某在合同訂立當天根本沒見過保險合同條款。
其次，即便是在謝某的證言裏也找不到她將保險合同條款交給乙的內容。考慮到謝某是再審被申請人的保險代理人，她所作的證言應當不會損害再審被申請人的利益。儘管她與再審被申請人有利害關係，但其陳述中包含的沒有將保險條款交給乙的內容應當是可信的。
再次，再審被申請人無法舉證證明向再審申請人提供過保險條款，哪怕是第一次訂立保險合同時提供過條款的證據也無法提供，依法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
繼而，即使進行推定，現有證據也不必然能夠推定出再審申請人已經收到保險合同條款。只要仔細查看再審被申請人提供的保險合同原件，就不難發現第四聯與保險合同條款之間有明顯的粘貼與裝訂痕跡，説明第四聯曾經與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審被申請人主張的保險合同條款，也可能不是)裝訂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將這些文件與保險單一起交給再審申請人的結論。由於現有保險公司的運作特點是保險公司聘用保險代理人推銷保險(本案即屬於該模式)，考慮到在司法實務中，往往存在着保險代理人並未將完整的條款在銷售時交給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謝某由於業務素質不高或者為了便於推銷保險故意隱瞞合同條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審申請人申請理賠時將第四聯原件交予謝某後，謝某再將第四聯粘貼在保險合同條款上的可能性。
綜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保險人履行明確説明義務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險合同條款，如果連這一物質載體也沒有，憑空何談説明?因此，二審判決的上述推定完全沒有事實基礎，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1、二審判決認定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履行了明確説明義務，顯然違反了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並與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見相沖突。
《保險法》規定的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説明義務主要分提示義務和説明義務兩層含義。
①提示義務指在對免責條款的設置上，保險人要在投保單、保險單等保險憑證上達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這就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內容本身作顯著標志(如字體加粗、加大、相異顏色等)，對全部免責條款及對條款的説明內容集中單獨印刷，並對此附有“投保人聲明”，或附有單獨製作的“投保人聲明書”。
觀本案，保險單“聲明”欄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體加粗、加大等顯著化處理，將其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欄的文字相比較，在印刷上毫無區別之處，根本不能達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觀“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免賠額”、“給付比例”、“保險費”欄相關內容的字體倒是作了加黑、加大處理。顯然在制訂格式合同文本時，再審申請人的利益與再審被申請人的利益就是不對等的。再審被申請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壞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再審申請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視。
而對於免責條款內容的提示，也僅僅是對“責任免除”這四個字作了加黑處理，並未對其下列舉的具體免責情形進行加黑處理，也就是説沒有對免責條款內容本身作出顯著提示。況且，在對“保險責任”和“索賠須知”8個字也做同樣加黑處理後，“責任免除”、“保險責任”、“索賠須知”三者的具體內容從印刷上觀察毫無二致，均未採取任何顯著標示，無法使免責條款部分的內容突出地顯示出來，一般人根本不會留意，自然也就達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責條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產生效力。再審被申請人自然不能援引該條款拒絕理賠。
②針對免責條款的説明義務，一般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後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瞭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後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聲明”或單獨製作的“投保人聲明書”上簽字確認並同時表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後果均已明瞭。
觀本案，再審被申請人從未通過任何方式向乙做出過針對免責條款的任何説明。而免責條款本身不能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履行了説明義務。在此情況下，不能僅憑乙在“聲明”欄的一個簽名就冒然認定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履行説明義務(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經對此做了明確的表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保險合同章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10頁);尤其考慮簽名具有當事人確認保險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賦予其額外的含義。
2、二審判決認定乙平時以肇事的電動三輪車作為交通工具不能對抗合同約定的免責事由，明顯與保險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保險合同作為最大誠信合同，誠信是它的靈魂所在。乙與再審被申請人訂立合同的時間分別為XX年1月7日和XX年2月13日。乙購買涉案電動三輪車的時間是XX年2月17日。購買第二份保險時，乙已經使用電動三輪車將近一年時間，根據村委會的證明可以證實乙和謝某平時聯繫密切，而謝某在庭審中也承認自己和乙很早就認識。結合李某的證言也證實謝某不僅知道乙使用無牌電動三輪車，而且承諾騎車出事故是可以獲得理賠的。這一系列的證據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可以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對乙駕駛無牌電動三輪車的事實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長期無證駕駛，且電動三輪車是她必不可少的謀生工具，那麼再審被申請人就應當預見到保險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應及時明確告知乙相應後果，並採取相應減損措施，這是再審被申請人的法定義務。但再審被申請人放棄通過增加保費或解除合同等措施來控制風險，長期默認被保險人的無證駕駛行為，應當視為再審被申請人放棄了合同解除權及免責抗辯權，構成棄權。而再審被申請人向乙承諾騎車發生事故可以獲得理賠，待事故發生後又拒絕理賠，又違背了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原則，構成反言。基於棄權和禁止反言原則，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3、本案中被保險人的死亡是多種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無證駕駛並不必然直接導致被保險人死亡，可以適用比例因果關係進行賠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乙與王某的交通違法行為和過錯均與事故發生有因果關係，其中乙的違法行為和過錯作用較大，王晨的違法行為和過錯作用較小。可見，導致乙死亡是事故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區別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違法過錯行為包括：1、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2、所駕機動車未經登記;3、上道路時未確認安全;4、操控不當。可見，無證駕駛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無證駕駛免責條款的本意是：無證駕駛是導致保險事故發生並造成被保險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時，保險人方可免責。
再次，依據交通事故詢問筆錄，可以證實事發當時天氣狀況惡劣、地形複雜、王某疲勞駕駛等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發生的誘因。
依據公平原則，對多個原因造成保險事故的損失，應確定承保原因與非承保原因對損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斷承保原因對損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進而確定保險人的保險責任。從本案看，既有被保險人無證駕駛的行為，又有被保險人未確認安全操控不當的行為，期間還有事故另一方過錯行為的介入。三者中，無證駕駛是除外責任，後兩者是保險責任。保險事故由於多種原因(既有保險責任又有除外責任)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再審被申請人應當賠償損失，至少也應當承擔屬於保險責任部分的損失。
4、再審被申請人不能主張適當減輕明確説明義務的標準。
雖然本案因乙兩次簽訂同類保險合同，但不可以適當減輕再審被申請人的説明義務標準。
首先，減輕不等於免除。能否“適當減輕”應當考慮保險人之前是否有過履行説明義務的情節。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在簽訂第一次合同時履行了説明義務。
其次，“適當減輕”不應適用於保險人事先明知被保險人正處於免責條件中的情況。原因是降低説明義務的標準應當適用於保險人不知被保險人有違反免責條款約定的狀態下，保險人主觀上應當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則會助長保險人逃避責任的風氣。
5、通過本案折射出的現實困境並參照類似判例的精神，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保護。
本案的電動三輪車是嚴格按照《電動三輪自行車通用技術條件》(浙江省地方標準db33/t344-XX)生產，可以合法銷售，也未被現行法律法規所禁止。該車雖被交管部門定性為機動車，卻未實行牌證照管理且事實上也不能夠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和行駛證。駕駛該車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為無證駕駛，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賠。出於對被保險人及受益人的保護，各地法院作出的類似判決或將無證駕駛行為納入行政管理範疇，或將電動車有實行牌證照管理並事實上能夠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和行駛證的舉證責任交由保險人承擔，均依法判決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再審申請人甲父母雙亡，乙系甲外公，年邁體弱，老伴早已過世，且兩人生活條件極其貧困，甚至無力繳納訴訟費用。司法應當在個案中體現出對人性的關懷。
綜上所述，再審申請人依法向貴院提請再審，請求撤銷二審判決，重新審理本案，公正判決，維護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敬禮!
xxx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甲、乙
申請人：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再審申請人：XX，住青島市城陽區，郵寄地址：青島市城陽區。聯繫電話：XXXXXXXXX。
再審申請人：趙某，男，漢族，住青島市城陽莊村X號，郵寄地址：青島市城陽區。聯繫電話：
再審申請人：劉某，女，漢族，住青島市城陽區。聯繫電話：
被申請人（原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青島XX公司，住所地：青島市城陽區城陽街道，郵寄地址：青島市城陽區城陽街道。聯繫電話：。
法定代表人，劉某，總經理。
再審申請人XX、趙某、劉某與被申請人青島XX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青民四終字第XXX號民事判決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規定，向山東省高院提出再審申請。
再審請求：
1、請求貴院依法撤銷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青民四終字第XXX號民事判決書。
2、請求貴院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依法支持申請人不予支付被申請人借款本金xxx元及利息xxx元（已計算至20xx年10月8日，此後至本判決確定的給付之日的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計算）的請求。
3、請求貴院判決一審、二審、再審的費用由被申請人承擔。
再審事實與理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第四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第五項：對審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特申請再審。
具體事實與理由：
申請事由一：xxx
申請事由二：xxx
申請事由三：xxx
綜上，二審法院判決申請人承擔還款職責是嚴重顯失公正的，申請人作為借款合同的保證人，本着利於借貸雙方順利合作的意願，帶給擔保，貸款人就應在債權到期後用心主張債權，而不是透過惡意訴訟加重保證人的職責，因此，再審申請人不就應承擔債務償還職責，懇請貴院依法再審，維護法律公正，糾正錯誤，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申請人：
20xx年12月20日
申請人：劉某某，男、漢族、39歲，蘭州市人、住蘭州市城關區廣場南路某號某室。
委託代理人：蘇鈺人，男，甘肅泫淵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
被申請人：蘭州某某銀行；地址：蘭州市城關區某某號。
法定代表人：某某
申請人因與被申請人勞動爭議一案，不服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xx年11月20日作出（20xx）蘭法民三終字第***號民事判決，現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79條規定，向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再審，理由如下：
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有誤。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蘭州某家銀行於20xx年12月28日下發“停職通知”，決定對被上訴人劉某某停職查辦，之後被上訴人劉某某再未到上訴人處上班。20xx年2月起，上訴人蘭州某銀行停止發放被上訴人劉某某的工資。被上訴人劉某某此時應當知道其權利已被侵害，已經發生勞動爭議。但被上訴人劉某某未依法在其權利受到侵害後的60天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而是直到20xx年9月4日才向蘭州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事實並非如此：20xx年12月蘭州某銀行總部辦公大樓竣工、職工住宅樓竣工交付職工入住，基建工作基本結束，工作重心轉入後期物業管理，申請人原來所在的基建辦公室也被撤銷，人員分流待崗；就在這時，申請人接到通知要求在20xx年12月31日前全部移交手頭工作。申請人按照蘭州某銀行的要求辦理工作移交，並且在20xx年12月31日當天會同蘭州某銀行稽核監察部、計劃財務部、基建辦公室三個部門七位職工共同辦理了工作交接手續。交接完手頭工作後，申請人就在家耐心等待蘭州某銀行的崗位安排。此後數年來，申請人多次找單位安排工作，被申請人均稱暫無崗位安排，也從未向申請人告知或送達過有關解除勞動關係的任何書面通知。直至20xx年***月***日，申請人從《甘肅日報》上得知蘭州市某銀行更名為蘭州某銀行，申請人去單位瞭解是否對崗位安排某調整有影響，被申請人才告知我已與單位無任何關係。
因此申請人認為，二審判決在以下三個方面存在事實認定不清：
首先，申請人待崗在家，並非由於所謂“停職查辦”，而是因為被申請人單位機構改革，原工作部門被撤銷，人員待崗分流，申請人才按照單位要求，辦理了工作交接並在家等待另行安排工作崗位。而更為重要的是，在20xx年6月25日之前，被申請人從未向申請人口頭或書面告知、送達過與其解除勞動關係的任何通知，申請人對此始終並不知情，而申請人數年來未能參加工作，更是由於被申請人始終不安排工作崗位所致，並非申請人本人有意“再未到上訴人處上班”。
其次，申請人知道被申請人與其解除勞動關係的時間，應為20xx年6月25日，而非二審判決認定的20xx年2月，故申請人提起勞動仲裁申請的時效應從20xx年6月25日開始起算，而非20xx年2月。
第三，二審判決認定申請人於20xx年9月4日才向蘭州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但事實是申請人在20xx年8月25日便向仲裁委遞交了申請（見第一組證據3）。
綜上，申請人提起勞動仲裁併未超出仲裁申請時效，二審判決對申請時效的起算時間存在事實認定不清。
二、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
《勞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60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而20xx年5月1日起生效執行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27條規定，“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仲裁時效期間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根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申請人認為對於本案應當適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於時效的相關規定。
申請人自20xx年***月***日從《甘肅日報》看到被申請人單位更名，去單位要求安排工作被告知無任何關係，並於當天查詢自己工資賬户得知權利受到侵害，申請人隨即於20xx年8月25日向蘭州市勞動仲裁委員會提起了勞動仲裁申請，並未超過《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一年的仲裁時效。
同時，由於20xx年8月23、24兩日為法定休息日（週六、日），時效自動順延，所以申請人提起仲裁的時間同樣也未超過60日。
因此二審法院適用《勞動法》相關規定，判決申請人勞動仲裁申請時效超過60日，屬適用法律不當。
三、二審判決證據不足
首先，被申請人自20xx年開始單位機構改革、部門撤併、工作交接都是客觀發生的事實，且手續齊全可查。而被申請人所謂“申請人曠工導致停職查辦”是被申請人一面之詞，並無證據支持。
其次，被申請人無證據證明自20xx年至20xx年6月25日，期間曾向申請人告知、送達過與其解除勞動關係的任何通知或材料。
因此二審法院對於申請人超過仲裁申請時效，且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不存在勞動關係的判決，缺乏證據支持。
1998年4月申請人從甘肅*********公司以全民職工身份調入當時的蘭州***銀行（後更名為蘭州***銀行，現更名為蘭州某銀行）工作。1999年6月14日，申請人經被申請單位考核取得助理會計師任職資格（上述事實見第二至第四組證據），且至今申請人的'人事檔案尚在被申請人單位留存，因此申請人於被申請人在事實和法律上，均存在確實的勞動關係。
而被申請人單位充分利用強勢地位，借單位機構改革之機，撤銷申請人供職的基建辦公室，命令申請人移交工作待崗，長期不給安排工作崗位，進而發展到拒不承認雙方勞動關係；更有甚者，被申請人單位停發申請人工資，利用銀行掌控申請人工資賬户的便利，在勞動關係存續期間悍然凍結申請人工資，公然拖欠勞動報酬。同時因被申請人控制着申請人的檔案及養老醫療手續，申請人的養老醫療沒有着落，就連去當地社區申請國家最低生活保障，都因為被申請人至今不給手續而無法辦理。申請人至今待崗在家，沒有收入生活貧困，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申請人認為而二審法院的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現依法向貴院申請再審，懇請貴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撤銷二審判決，確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的勞動關係，以維護申請人的勞動權利，保障社會弱勢羣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此致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劉某某
20xx年5月28日
申請人（原判被告、終審上訴人）：李介有，男，×歲，漢族，農民。住內蒙扎蘭屯市中和鎮庫堤河村；郵寄地址。
被申請人（原判原告、被上訴人）：吳再富，男，×歲，滿族，村長；郵寄地址：扎蘭屯市中和鎮庫堤河村二街。
第三人：荊樹貴，男，×歲，漢族，幹部，住中和鎮庫堤河村一街。
申請事由：
再審申請人因債務糾紛一案，不服呼盟中級法院在內蒙高級法院裁定指令再審情形下，做出駁回再審請求的判決；理由如下：
1、民案原判，定性不準，實體錯誤！違背基本事實和法律。
2、民案終審，違背法定程序，對上訴案件不審不問維持原判。
3、民案再審，無視案件性質，覆轍原判錯誤，做出駁回再審訴求。
本案三審判決的錯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一款第1項、2項、3項、4項、6項、10項、11項規定的：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據是偽造、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力的、原判決遺漏以及第二款違反法定程序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應當再審的事由。
請求事項：
1、撤銷兩級法院初、終、再審判決；駁回被申請人的訴求；判令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2、判令被申請人給付拖欠款（原判遺漏）×元。
3、被申請人的訴求屬於惡意，應於懲罰，判令由此給申請人造成的損害（車旅誤工等）賠償人民幣×元。
糾紛事實：
申請人與銀行約定是70平米土瓦結構房。簽定《抵押合同書》、《賣房契約》。被申請人購買後，索要115平米臨街的磚瓦結構住宅房；不顧民事行為主體和約定標的，訴求法院判給該房。
民案原判：
故意違背基本事實和法律用債務曲解立案、規避約定審理、做出與約定相悖的判決：被告給原告倒出臨街的土瓦結構房。
1、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抵押合同書》、《賣房契約》、《還款憑證》、房屋照片，是確定糾紛事實、案件性質、約定標的、民事行為主體的關鍵證據；法院原判未予認證質證！符合《民訴法》第179條一款一項“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規定情形。
2、原判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認定的事實是偽造的，沒有質證。
糾紛源之房產抵押買賣；認定債務糾紛，沒有證據證明。
署名潘振林、標明63平米土草房的《房照》，來路不明；村委會代簽的日期是在此房出賣並且建成磚瓦結構房之後，是廢棄無效證件；不具證明力。做定案依據未質證。
如此審判錯誤，符合《民訴法》第179條一款的2、3、4項規定情形“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主要證據是偽造的”以及“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
3、原判適用法律錯誤：房產抵押買賣糾紛用《民法通則》債權條款判決，明顯與糾紛性質不符。符合《民訴法》第179條一款第6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規定情形。
4、原判決遺漏：庭審時，被告反訴原告欠款事項沒有認證。符合《民訴法》第179條一款第12項“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超出訴訟請求的”規定情形。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原再審申請人)：上海傑爾曼尼傢俱製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寶安公路333號A區253號。
法定代表人：虞福根，公司董事長。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原再審被申請人)：新疆昊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友好北路6號。
法定代表人：劉軍，公司董事長。
再審請求：
一、裁定撤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於20xx年3月23日作出的(20xx)新審一民再終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
二、裁定對該案進行提審。
事實與理由：
一、案件訴訟過程梗概
1.一審：
20xx年7月，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提起訴訟，請求判決申請人向其支付逾期交貨違約金。經過審理，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xx年1月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被申請人的全部訴訟請求。
2. 二審：
20xx年3月，被申請人提起上訴，要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經過審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於20xx年9月作出判決，撤銷了一審判決，同時終審判決申請人向被申請人支付逾期交貨違約金110萬元。
3. 再審：
20xx年1月，申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於20xx年11月29日作出裁定，指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
經過再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於20xx年3月23日作出再審終審判決書，維持其二審判決。
現申請人對該再審終審判決書不服，特再次提起再審申請。故，此係申請人第二次申請再審。
二、涉及爭議的事實概況及焦點
1.雙方確認的相關事實概況：
本案系傢俱買賣合同糾紛。申請人系銷售方，被申請人系購買方。雙方於20xx年上班前先後簽訂兩批傢俱的購銷合同及協議，前一批貨物價款200萬元，後一批貨款價款253630元;提貨方式均為被申請人自行提貨，費用自理;前一批貨物約定交付時間為當年5月5日前，後一批貨物約定交付時間為當年6月10日前，交付地點為申請人上海倉庫，被申請人赴申請人倉庫驗收貨物視為貨物交付，但申請人應當提前7日書面通知被申請人驗貨和提貨。
合同簽訂後，申請人組織生產，被申請人於當年5月28日赴申請人倉庫驗貨，隨後於7月份分批次提取全部貨物。
2.雙方存有爭議的事實焦點：
被申請人認為，申請人延期交貨，構成違約，遂提起違約之訴，引發辦案。申請人認為，申請人及時備足貨源，按約履行了通知義務，不構成延期交貨，而是被申請人因自身原因延期提貨。
3.法院審理觀點：
經過審理，一審認為，被申請人沒有證明其在約定交貨期內前往提貨而未果的證據，故其主張申請人逾期交貨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審認為，被申請人前往驗貨要以申請人提前通知為前提，在申請人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應將被申請人自行前往驗貨的日期視為交付日，故申請人逾期交貨成立，應當承擔違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審查後認為，二審判決存在《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一款第(二)、(六)項規定的依法應當再審的情形，即認為，二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再審認為，申請人的再審申請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審判決應當維持。
三、原再審判決存在應當再審的情形
申請人認為，原再審終審判決應當再審的情形如下：
1. 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
系關於申請人是否構成違約這一節事實。
本案案由為買賣合同糾紛，申請人作為銷售方，主要義務是按照約定向被申請人交付貨物，被申請人作為購買方，主要義務是按照約定及時驗收並提取貨物和支付貨款。
被申請人作為主張申請人違約，逾期交付貨物。按照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被申請人應當對此承擔舉證責任。由於被申請人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所以一審認定被申請人主張申請人逾期交貨的事實不能成立，並據此判決被申請人敗訴。
二審和再審卻完全背離了這種審判思路，認為，在申請人不能舉證證明其按照約定向被申請人履行了通知義務且被申請人在約定交貨期屆滿後自行驗貨的情況下，應當直接視作申請人逾期交貨。
由此可見，認定申請人構成逾期交貨應當以什麼證據來證明，是本案的關鍵所在。
對此，申請人認為，所謂逾期交貨，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是：購銷雙方約定的交貨期屆滿後，銷售方沒有準備好貨源，客觀上不能交貨;或者，銷售方雖準備了貨源但怠於交貨或拒絕購方提貨。這也是可以證明銷售方逾期交貨的必要證據。故此，一審判決未認定申請人逾期交貨是正確的、公正的。
而本案再審卻認為，作為銷售方的申請人沒有證據證明自己按照約定通知作為購買方的被申請人驗、提貨，也沒有證據證明在約定的交貨時間內將貨物妥當存放等待被申請人驗、提貨，這就構成了申請人逾期交貨的充分證據(第11頁)。如此認定申請人構成逾期交貨這一基本事實，顯然缺乏證據證明，必然是錯誤的。
2.適用法律確有錯誤
一是購銷合同當事人義務的確定方面。
如前所述，本案案由為買賣合同糾紛，申請人作為銷售方，主要義務是按照約定向被申請人交付貨物，被申請人作為購買方，主要義務是按照約定及時驗收並提取貨物和支付貨款。
而再審中，卻將通知對方前來驗貨視作銷售方的主要義務，並將銷售方沒有履行這一通知義務視作其構成為違約的依據。
對此，申請人認為，第一，本案中，儘管雙方的確約定申請人應當提前書面通知被申請人前來驗貨，但該項義務是作為銷售方的申請人的附隨義務而不是主要義務;第二，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交付貨物的最後期限，而交付貨物是購銷雙方合作才能完成的行為，沒有接收貨物的行為便不能發生交付貨物的行為，況且約定申請人自提自運，即便申請人沒有通知被申請人，也根本不影響被申請人在事先確定的期間內前來驗貨、提貨的義務的履行，故雙方約定的最後交貨期限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第三，本案中根據雙方約定，驗收貨物當日並不要求被申請人提取貨物，故認為被申請人驗收貨物應當以申請人提前通知為前提以使被申請人有必要的備車等準備時間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本案再審中將沒有履行通知對方驗貨的附隨義務視為申請人違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
二是關於申請人是否履行了通知義務這一節事實方面。
上述已經充分表明，即便沒有證據證明申請人按照約定履行了通知義務，本案中也沒有足以認定申請人逾期交貨的必要證據，同時，通知對方驗貨是銷售方的附隨義務而不是主要義務，不是判斷銷售方是否違約的依據。
而本案中需要進一步認定的事實是：申請人究竟有沒有履行了及時通知被申請人驗貨的義務?如果是，則可直接證明申請人沒有逾期交貨，申請人不應承擔違約責任。
至今為止所有的訴訟活動中，申請人始終堅持自己按照約定通知被申請人前來驗收貨物。申請人為此的舉證材料一是被申請人的業務發展總經理劉雲的名片，上面記載的傳真號碼是(0991)4832975;二是申請人落款日期為20xx年4月27日，通知被申請人貨物已生產完畢請其前來驗貨的《提驗貨聯絡函》，三是申請人依法向中國鐵路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調取的電信費賬單，上面明確記錄了申請人於4月27日10點27分11秒開始的成功撥打(0991)48322975號碼的通話記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申請人於該時間前後均撥打過這個傳真電話，第二，該電話是被申請人業務發展總經理名片上載明的專門用來接收傳真的電話號碼，名片上同時載明的通話電話號碼是另一個號碼。
在上述證據材料支撐下，申請人主張已經在4月27日向被申請人發出了傳真要求被申請人前來驗貨。
再審認為，該組證據只能證明雙方之間曾於該時間通過話，但不能證明通話或傳真內容，故不能認定申請人履行了合同約定的通知義務。
對此，申請人認為，訴訟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進行舉證，有一個合理、必要的限度的問題，只要舉證一方提出的證據符合正常理性人認知水平下的合理條件，就應當認定其舉證充分，進而確認其所欲證明的事項，而不應當是無限度的、不符合常理地過於苛求舉證責任，不能要求舉證材料達到具備一切細節、排除一切可能的狀態。
所以，針對自己已經履行通知義務的主張，申請人已經進行了如上的舉證，已屬充分，而絕不是作為傳真接收方的被申請人沒有證據支撐的一句“沒有收到”就可以輕易否定的。在此基礎上，再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證據以證明被申請人收到《提驗貨聯絡函》，實屬過於苛刻和無理。因為，按照如此邏輯，只有申請人提交載有被申請人簽收的《提驗貨聯絡函》，方能證明被申請人已經收到該函件，而如此要求與當代現實貿易往來中的通常交易慣例嚴重不符，而即便申請人提交封面上載明內容的郵政EMS快遞單和“妥投”證明，也不能證明被申請人收到了函件，因為申請人還有郵寄幾張廢紙給被申請人的可能。
可見，再審中，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確實存在“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情形，明顯過於苛刻地加重了申請人的舉證責任，嚴重偏離了公正性。
四、本案不應再指令原再審法院再審
該再審終審判決書已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後作出，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本案不能再指令原再審法院再審。
綜上，為維護法律的公正、權威，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申請人請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原再審終審判決，並提審本案。
此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