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衞戰
作者：何建明
22年前的五月，我從一個邊遠山區的軍營上調到北京解放軍某兵種總部。那個日子很令我感動，於是當晚我跑到天安門前，認認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聖城。想不到的是22年後的今天，當北京的1300多萬市民們正在與非典進行着生死搏殺的時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獨自來到天安門前。我看到飛金流彩的天安門城樓依然那麼巍然挺立，廣場上的五星紅旗依然高高飄揚，於是我忍不住面對天空，喊一聲：祖國，北京，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如此地深愛你們……因為就在這個日子裏，我走進了正處在全民“抗非”偉大戰役的北京指揮中心，走進了與非典激戰的第一線，在那兒感受着每時每刻的戰鬥烽火與生命至愛。
我因此想向讀者報告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北京發生的這場與非典生死決鬥的偉大戰役。
——開篇語
王晨，北京“sars”醫療救治指揮中心的一名普通戰鬥員。那天他推開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長安街上的車水馬龍，低沉地對我説：“第一天來到指揮部時，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間變得萬人空巷時，我的眼淚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淒涼了！”
我告訴他：那些日子裏，每一個北京市民都是這樣的感受，都在尋問“如此繁榮和現代的古都難道真會變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麼恐懼的日子。
空氣中，到處迴盪着的是瘟疫狂歡的喘息，迷漫的是人們慌亂而恐怖的匆匆行色，這樣的時光足有數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經歷着像“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那般景況，這種説法絲毫不誇張。所有經歷這場瘟疫的人們，都會這樣感歎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聞播出了當天的全國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現了新發病例“零”的紀錄。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樓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慶賀。雖然放鞭炮是違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們還是對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從最初的非典發病例‘零’數，到日發病例最高紀錄的343例，現在終於又回到‘零’紀錄！真是多虧了黨和政府的好領導啊！”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誠，跪下雙膝，面朝天安門方向作了一個深深的頂禮膜拜。
在場的人都在感歎：真不容易，好像這一陣過了幾年似的。
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慶賀“零”紀錄。那喜形於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個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北京戰勝非典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5月31日，全國疫情僅為一例臨牀確診非典，是北京的，而這也是由疑似轉為確診的。北京在5月勝利實現兩個“零”確診病例。
其實百姓並不知道，本來這個“零”紀錄應該早在幾天前就能實現的。
5月26日晚，當我走進北京“抗非”最高指揮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會場時，才瞭解到這一“內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輛載有五人的桑塔那轎車，從山西經北京延慶山區公路進入北京市區，車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個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發着高燒，同車4人送他進京看病。哪知到佑安醫院一查，確診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這一天如果不是這位山西來的“不速之客”，北京當日新發病例正是“零”紀錄。
指揮部會議室內，領導和專家們聽完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情況後，輕輕地發出一陣吁噓：真是想不到啊！
我當時有意看了一下指揮部“最高長官”市委書記劉淇同志的臉色，那是一張嚴肅而冷靜的臉。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塊介紹《新發病例情況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兩分鐘。
雖然我無法判斷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揮官此刻心裏在想什麼，但似乎能從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樣在期待着什麼。
第二天，市民們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劉淇同志帶着市委祕書長在北京與山西交界的延慶張山營交通路口，檢查工作，並且跟那些檢查過往車輛的工作人員們一一交待和示範着。自“抗非”戰鬥全面展開後，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領導到第一線的鏡頭太多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天劉淇書記的又一個“下巡”。可我看了卻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為前一天那個本該早來的“零”紀錄的失之交臂而專程來到延慶關卡上的。
26號晚上的“聯合小組”會議結束時已近十時，我看到劉淇書記離開會場後是回辦公樓了，雖然不知道他當夜辦公到什麼時候，可我卻不曾想到當晚發現“防非”新問題後，他又會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現在距市區110多公里的山區要塞上，檢查督促工作。從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裏，我特意留意《北京新聞》，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車站、到街道、到社區、到民工工地、到郊區農村的報道。而正是這樣一組組百姓並不瞭解內情的鏡頭背後，北京創造了自3月份以來非典新發病例的兩個“零”紀錄。
曾幾何時，北京市民們為對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緒有多嚴重，這也導致了上任才幾個月的新市長的辭職。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們對政府又是怎樣的評價呢？
市委副書記杜德印給了我一個數字：滿意率達到90％以上！
我相信這個數字沒有水分。因為經歷了生與死歲月的北京市民才不賣當政者的面子，他們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這個城市的一點一滴的疫情變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邊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滿意準會投你反對票。
有件事很能説明問題：5月6日，北京安華西里的一個居民看到自己樓裏的垃圾道堵了，也沒有人來處理。一個電話打到“市長熱線”。5月7日上午，這位居民下樓買菜，見自己的樓道里來了一羣人，打頭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長，説是來看這個樓道的垃圾處理情況的。那居民聽了很激動，説我昨天雖然電話打到市府，但心裏想也就打打而已。誰知你市長真的來了，而且來得這麼快呀！王岐山説：“現在都是什麼年月啊，垃圾問題可是大問題，我這個市長如果連垃圾問題都處理不了，還做什麼市長嘛！”
90％的滿意率，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有人説，“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獲得空前融洽。這話一點不假。
北京市委辦公樓，這是首都“抗非”的總指揮部。在這之前的十來天中，我因採訪需要時常不分夜晝地進出這兒。每每走進大樓，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這兒工作的人，他們都是那麼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時也常見他們一手拿着盒飯，一邊撐着電話在工作。“唉，簡直像打仗！”公務員們總用這樣的話回答我的詢問。
其實他們就是在打仗！打一場無硝煙的殘酷戰爭。
從4月20日前後開始，指揮部裏的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成了戰鬥單位，不分日夜，沒有間隙，從市長、市委書記到打字員、材料員，他們被要求和自覺地執行着“隨叫隨到”的24小時工作制。聽宣傳部的一位同志講，某處長的家屬為給丈夫送幾套換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樓門口等了整半天——她的愛人在指揮部就沒有斷過電話。
樑萬年，一個多月前走馬上任的市衞生局副局長，現在北京認識他的人大概超過七成以上。作為政府疫情發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戰時電視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採訪時，這位大學副校長出身的學者非常感慨地説的一句話令我深思。他説：“過去我當學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從我4月22日被一紙任命當了政府一名公務員並參與了整個抗非戰役的戰鬥後，現在我最想説的一句話是：我對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真的是好樣的！”
樑萬年博士的感歎沒有絲毫誇張。他自己就是一個例證。從一個多月前任命當衞生局副局長後，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話説：我上廁所都得帶上手機，躺下身子卻不敢脱衣服。“市長半夜叫我到他辦公室，書記一早找我談疫情，這已經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習慣了。市領導們都這個樣，我敢有一分鐘的怠慢？你看看我辦公室的複印機，最多時一天收發一千多份文件，那紙放在手裏是燙的！”
年輕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就有一個強烈的“榜樣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戰役的一個分水嶺。劉淇書記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長在頭天一連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全市幹部大會。第二天一早，兩位“司令員”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當他們得知中心的網絡系統資源不足時，就在現場辦公。這個後來被人稱之為“北京抗非戰役生命線”的網絡僅用了幾天時間便開通，成為北京疫區24小時防控非典的一個暢通無阻的強大信息網絡，為扭轉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動局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體現在每天的發病數字上。北京人如今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錢袋、米袋和居室，而是從他樑萬年每天嘴裏説出的那個疫情數字。“知道這數字是怎麼來的嗎？”樑萬年説起這話題，眼睛就發亮：光説我一個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點半聽cdc（疾病防控）各部門負責人的交班彙報，他們要將之前的24小時情況彙總並作出書面分析材料。當我收到這些材料後，就要再與全市另外幾個防治小組通報情況，並收集他們的反饋信息，然而再充實自己的信息。期間動態的變化隨時發生。我們每天對外公佈的是主要三個數據——臨牀新發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數字。其實我們要收集和彙總的各種數據多達十幾種。而每一種數據本身又是24小時在不斷變化的。儘管現在我們建立了數字化的網絡平台，可以在幾十分鐘內將全市疫情的各種數據彙集到指揮部，但對負責疫情信息工作的戰鬥員來説，我們所掌握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那幾個對外公佈的幾個數據，而是這些數據背後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決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進入5月下旬後，全市疫情得到明顯控制後，大家都在期盼“零”發病，可事實上總有那麼幾例新發病在擾亂我們的心境。這些新發病是怎麼出來的，我們的工作就範圍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這個數字後就要立即將情況報告市長書記，市長書記得到這個情況後他們的緊張程度可是老百姓不瞭解的。他們一發現這個情況，腦子裏立即想到的是幾十萬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為如果這一環節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規模的復燃。市長書記要決策，我就得給他們準備各種有關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關數據，甚至連這些患者是從哪個地方來，他們現在在哪些工地施工，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預防情況又怎麼，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個什麼情況？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現疫情漫延又該採取什麼辦法……等等，總之一個簡單的病疫數字，就會帶出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處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就這樣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少乾和偷懶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説，市長書記現在都成了防控專家，你哪個地方有偷工減料，可以説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準備三百五百個答案，才可以在他們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指揮機構分分秒秒地忙碌戰鬥的緣故。
樑萬年僅是整個北京保衞戰中一個師長或團長的角色，他哪知道作為全市防控大戰的市長書記這些司令員們的肩頭擔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長，人稱“抗非市長”，從海南省省委書記調任北京代市長，僅一個多月，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都説北京來了位好市長，他的個人魅力在於他“平民化”：一張平民化的臉，一腔平民化的語言，一顆裝着百姓安危的火熱之心。
有一個細節很能説明問題：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過一所剛恢復上課的學校門口，見幾個穿着防護衣的人把守在校門口，便立即下車上前詢問。那幾個穿防護服的人告訴市長，説他們是學校的老師，正在履行對進入校門的學生進行體温測試。王岐山大呼：你們這副樣子怎麼行？孩子們還小，見了你們這個樣還不嚇出毛病來呀！防護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呀！學校覺得王市長説得對，很快糾正了。
我第一次面對面地聽他講的第一番話是這樣的：我這個人也愛發燒呀，一上火，扁桃體就發炎。到北京來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線往上升的時候啊！我能不上火嗎？可我不能發高燒呀！真要燒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離”，我還怎麼個與市委、市政府的同志們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帶領大家“抗非”呀！我有辦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讓火上來。
“我現在越來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於數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參與了抗非的戰鬥，現在的北京啊，到處可見到村自為戰，巷自為戰，樓自為戰，校自為戰，家自為戰，那情景能不讓人感動嗎？人民戰爭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範疫情的成熟，對政府的理解和信賴，多好啊！正是他們的行動才為我們解決醫療資源的不足和緊張，徹底贏得了時間。我的信心還在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針，從一開始就沒有變過，這説明中央決策的英明和堅定。所以説，非典戰役的勝利是既定的！”市長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迴盪。
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同志曾經説過這樣的話：要取得一場戰爭的全面勝利，最終將取決於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發動了全體民眾參與了戰爭的程度。王市長現在如此響亮地説出上面這番話，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們已經非常滿意了自己前期在發動全市民眾參與“抗非”戰鬥的那種程度。王岐山向我們透露過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寶總理到郊區看農民們預防情況。有個身體很硬朗的老太太見了温家寶，總理問她：你認識不認識我？老太太搖頭，説不認識。總理又問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馬上回答説：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災，是瘟疫，發燒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馬上到醫院去瞅，得了這病就不能再跟別人親近了。温家寶事後很激動地對王岐山説：你瞧瞧，現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認識我這個總理，可對啥是非典，怎樣預防説得一清二楚。不簡單啊！有百姓這麼支持，我對抗非典勝利是更加充滿信心了。
那一天我見到王市長，是下午三點，“北京地區醫院院長聯席會議”一直開到晚飯前，王市長的講話激起了會場上陣陣掌聲和笑聲。要知道參加會議的都是處在一線的“戰地指揮員”，能在“抗非”硝煙依舊的激戰時刻，看到他們與市長一起又説又笑，還有誰懷疑這場艱苦的戰役不能取得勝利？
那一天，與王岐山代市長在一起六七個小時，而且其中還有一段單獨的短暫談話，我的強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揮官們，他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這個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嘔心瀝血”四個字來形容。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這些日子裏是怎樣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強度有多大！
年輕的副市長陸昊，只有35歲。説實話，當第一次聽説北京市出了全國最年輕的一個直轄市副市長時，我可以作出某種判斷的聯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輩的公子？陸昊那天在“抗非”物資小組的指揮部裏的開場白，不僅徹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錯誤聯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誠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動。
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誰扛得起這麼重的擔子？而且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突發疫情，每一分鐘的延誤，都有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潰敗和無數生靈塗炭。“憑良心。只有一個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來驅使自己！”這是陸昊的開場白。樸實、真切，不帶一絲官腔。
良心是什麼？良心是對得起別人，對得起市民，對得起自己所幹的工作。突如其來的災難誰都沒有經歷過，也誰都沒有想到一個政府在短時間內要承受那麼大的壓力。靠什麼？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憑良心去做了就行；辦法？辦法可能在某一時間是錯誤的，但憑良心去做了市民也會理解和能原諒的。有了這兩點，我還有什麼怕的？幹吧！有中央決策在，有全市和全國人民的支持，我怕什麼？陸昊説。
當北京的疫情處在最瘋狂的時刻，防護服幾乎成了唯一可以抵禦一下非典襲擊的武器時，陸昊帶領的物資保障隊伍不僅以最快的速度調集並送到處在與非典肉搏廝殺的一線醫務戰士手裏，而且沒有多花國家的錢，相反還以最便宜的價格到了北京指揮部。在此次“抗非”一線被稱其為“救命服”的杜邦防護服，平時的市場價為40元一件，陸昊要到的價是每件27元。這是這位學經濟做市場出身的年輕市長在抗非戰役中最得意的一筆。幾百萬套世界頂級防護服，僅以小時和天數來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動的是這些被北京人稱之為“救命服”的幾百萬防護服發放中，陸昊向我們保證地説：“雖然都是經我一人之手批准發放的，但每一件防護服到了哪個地方，給了誰，我都經得起任何人的查證！在所有這些防護服的發放中，沒有任何的後門與交易存在，只有與患者和醫務工作者的生命聯在一起。”
鏗鏘有力，落地有聲。這就是“抗非”時期人民公僕的風範！
它不由使我聯想起胡錦濤書記深情地在廣東街頭與市民們親切握手交談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寶總理在北大學子面前熱淚盈盈地説“在這些日子裏我常常淚流滿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場戰爭的成敗，沒有最高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是不可能勝利的。而一場人民戰爭的勝利，必定是我們人民信賴的領導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將其智慧和能力發揮到最佳水平的結果。
人民的信賴，來自於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負責人在談到指揮部領導搶救大學生患者時，泣不成聲。“在高發疫情時，醫院的牀位繫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學生被確診為新發病例，與他同一時段確診的還有兩名患者，一名是電影學院的謝飛導演，還有一名是北京醫務系統的患者，當時全市所能騰出的牀位只有兩張，謝飛是教授，年歲又大了，應該迅速轉入非典醫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學生與醫務專家之間的選擇了。指揮部有關部門為這幾乎絞盡腦汁反覆權衡，最後還是把牀位讓給了北方交大的這名普通大學生。後來這位大學生和謝飛導演都得救和康復了，可那位醫務系統的患者卻……”他再也説不下去了。
段傑，北京“sars”醫療救治中心負責轉運的女調度。從4月22日進入指揮部後，沒有一天睡覺超過三小時的。她手中的表格和電話，掌控着全市各個醫院的病牀資源和調度，用她的話説，“我打電話的快慢和做計劃的迅速，連着的是一個個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時我不敢耽誤一個電話，可看着桌子上鈴聲四起的電話時我又害怕去接，因為一接我就得給人家解決問題，那可是一條條命啊！”段傑有個兒子，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媽媽了，想通過電話跟媽媽説幾句話。有一次兒子聽到那邊媽媽的聲音，剛説了句“媽，你還好嗎？”段傑就把電話狠狠地一擱：“這孩子搗什麼亂！”連軸轉地經過三天最緊張的時刻後，深夜段傑被同事拉到房間休息，這時她想起了前兩天兒子要跟她説話的事，便操起電話打到家裏，睡夢中的兒子聽到媽媽的聲音後，竟説不出一句話，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發，使在指揮部説話像掃機槍的段傑，此時哽咽着半天説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卻跟着兒子哭了好一陣。而就在此時，指揮部又打電話叫她趕快去處理一件應急事。原來有個女患者確診為非典，醫生們隨即對她才生出八個月的孩子進行診斷，發現小孩也有明顯的非典症狀。有人建議一起隨母送入定點醫院。在送不送八個月的嬰兒到“非典定點”醫院問題上，指揮部裏的工作人員為難了，於是他們叫來段傑。“孩子這麼小就送非典醫院？不行不行，我們一定得再想想辦法，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能這麼做！”段傑快言快語。“那又能怎麼辦呢？”同事們問。段傑迅速作了一番思考，當即決定：“我馬上調救護車到兒童醫院，帶上專家前往那兒給孩子會診。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觀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護車把孩子送到定點醫院。馬上行動！”之後的數小時裏，段傑親自出馬，四處奔波，最後終於在專家們的共同努力下，對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處理，如今這嬰兒已經恢復健康。
當處理完這個小患者的事後，段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她的眼淚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電話鈴又驟然響起……
“喂，喂喂，我們這兒又有一個可疑非典患者，説什麼他就不敢住院，現在正滿大街上亂跑着呢！你們快想法子呀！”某醫院發熱門診打來急電，萬分焦慮地説着。
“啊？！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段？”指揮部人員猶如聞訊又一個前線陣地的失守，緊張氣氛驟然而起。
“在雍和宮附近。”
“好，我們立即派人處理，請你們協助追盯患者！務必不能讓他失蹤！”指揮員放下電話，又重新操起話筒，電話直接打到市委副書記強衞那兒。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醫療防控小組組長立即向公安部門下達命令：“派出警力，追蹤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讓其回到非典病房！”
幾分鐘後，雍和宮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護押非典患者進醫院”的驚心動魄的現場直播：患者是個外地民工，六七十歲，一腔聽不清的外地口音。當四名身穿白色防護服的警察，左右前後出現在這位企圖逃亡的患者面前時，他就是不走，嘴裏還不停地説着“沒錢看病”四個字。
“大爺，治療非典，國家不用你出一分錢，不用擔心，進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給老人講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錢的理？農民就是這麼實誠。
老人不信，也就不願向醫院走。警察只好一邊跟其講理，一邊暗中引領他向醫院方向挪步。
這出“現場直播”，全程距離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醫院病房之間的距離，卻整整用了三個小時！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宣佈：飽受“sars”疫情蹂躪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堅戰的階段性勝利。他舉了一例數據：5月最初的第一週（5月1日至5月7日），其確診新發病例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後一週，新發病例僅為65例，兩週相比，下降95％。治癒出院人數最後一週則比第一週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關聯着全國疫情。次日，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疫情以來一向臉色嚴肅的衞生部黨組書記高強，首度面帶笑容地對中外記者説：中國大陸“sars”疫情經過全國上下的艱苦卓絕戰鬥，現已得到控制。
呵，那一天從北京“抗非”指揮部機關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長安街上車水馬龍，大街兩邊是歡笑喧騰的人羣和盛夏的鮮花，我的心頭不由騰昇無限感慨：北京，在那過去的幾十天裏，你承載了太多太多的淚水與痛苦，那一幕實在令人心悸與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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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