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有那麼多，那到底有哪些呢，小編今天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成功人士的小故事，大家有時間可以閲讀一下，有需要的也可以收藏起來
李河君的成功小故事
“首富輪流做，今日到我家”，用這句話來形容如今的李河君是最為恰當的了，1月27日，漢能薄膜發電股價狂漲，上漲10.36%，成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光伏企業，加上水電、地產等非上市公司資產，使得漢能薄膜發電股東李河君身價達到20xx億，超越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成為了新一屆中國首富。
李河君出生於廣東省河源市，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1994年，李河君創建漢能控股集團。漢能自成立之日始即致力於“用清潔能源改變世界”。漢能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清潔能源發電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陽能企業。
李河君1988年大學畢業後，靠着從大學老師那借來的5萬元起步資金，通過賣電子產品、玩具等，和17個夥伴一起，通過6年的積累，到1994年底積累了七八千萬的資本。本來打算收購上市公司坐莊，但是經過對水電站市場的考察之後，李河君改變了初衷，轉而進入了能源行業，以1000多萬元收購了河源東江上一座裝機容量為1500千瓦的小水電站。之後，再次通過併購將旗下電站的裝機量擴大到了幾十萬前往，產業覆蓋浙江、廣東、寧夏、雲南、廣西等地。
20xx年，雲南省規劃建設8座百萬級千瓦水電站，李河君簽下其中的6座，總裝機規模達2300多萬千瓦。但是這一計劃卻遭到了當地發改委的阻撓，因為發改委不相信李河君能幹成。於是，李河君憤然將發改委告上了法庭，李河君最終拿到了金沙江上“一庫八級”中資源最好的金安橋水電站，該電站總裝機容量300萬千瓦。
跨步入光伏行業
20xx年，李河君開始進行產業升級，涉足到了光伏行業。當時，正式光伏行業的“拐點”。此前，得益於歐洲市場的巨大需求，光伏產業飛速發展，20xx年光伏全球安裝量增長了1倍以上。但是隨着20xx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的的光伏行業進入了衰退期，很多知名企業都因為產能過剩而破產，包括無錫尚德。
李河君進入光伏行業時，選擇了薄膜太陽能領域並於20xx年寒冬來臨之際開始投產。20xx年，李河君即宣佈投產的8大光伏基地總產能已經達到3GW，超越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Solar)，成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陽能企業以及太陽能發電系統集成商。
儘管薄膜的市場遠不如晶硅，市場佔有比例還不足1層。但是，李河君卻在公司內部力排眾議、大舉投資薄膜太陽能，並且還在多個場合推崇薄膜發電技術的前景，甚至表示“薄膜發電引領終極能源革命”。
漢能薄膜被詬病
進入光伏領域之後，李河君頻繁出現在公眾面前，或參加會議，或接受媒體採訪，向外界宣傳薄膜發電技術的廣闊前景。20xx年底，李河君著書《中國領先一把》，提出以光伏革命解決中國的能源瓶頸、助推經濟轉型。李河君認為，太陽能是最符合21世紀發展需求的新能源。
除了光伏企業的發展路線存在爭議外，其漢能薄膜發電還被詬病“過度依賴母公司”。在李河君的計劃中，其光伏產業佈局是“打通全產業鏈做出規模”。即從原材料、高端裝備製造、電池片生產到太陽能電站建設，形成完整的“全產業鏈”運作模式。
20xx年2月，漢能集團及其一直行動人持有的漢能薄膜發電的股份從20.28%漲到了50.56%，成為了控股股東。此後，漢能薄膜發電向控股股東漢能集團發起了多項收購，連續收購了其多項知識產權和技術研究公司。
20xx年年報顯示，漢能集團是其唯一客户。這種情況在20xx年上半年並未有多大好轉，20xx年上半年，漢能薄膜發電的來自漢能集團方面的營收達到31.6億港元，佔其總營收的98%。20xx年上半年，漢能薄膜發電的應收賬款為62.4億港元，其中，最大頭的是應收合同工程款項，為41.57億港元。
漢能薄膜發電在20xx年半年報中稱，公司的流動資金十分依賴漢能集團聯屬公司是否能及時結清進度款項。不過，對於來自於漢能集團的應收賬款，漢能薄膜發電方面“無抵押款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僅憑藉漢能集團的信譽，漢能薄膜發電董事會認為，漢能集團“能夠按時結清所有進度款項”。
成“新首富”出名
漢能薄膜發電在20xx年一年內漲幅達255%，進入了20xx年，股價漲幅更是“任性”地在1月23日以來的3天內達32%，市值迅速膨脹至1500億港元。1月27日，漢能薄膜發電上漲10.36%，報收3.73港元。在這前一天，漢能薄膜發電上漲13%，得益於漢能薄膜發電股價的上漲，加上水電、地產等非上市公司資產，漢能薄膜發電大股東李河君的身價“有可能”達到20xx億元，取代馬雲或者王健林成為中國的新首富。截至1月29日美股收盤，馬雲身價為263億美元(約合1644億元人民幣)，王健林身價為267億美元(約合1669億元人民幣)。
之所以是“有可能”，原因在於李河君到底持有多少股份，對於外界而言仍是一個謎團，一説超過50%，一説超過90%。不論李河君是否真的成為了內地財富“一哥”，他都因此成為了輿論焦點。
黃愷的成功小故事
黃愷的低調早有耳聞。但當這個來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紙杯子出現在記者面前時，還是讓人覺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橫條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幾次穿着這件衣服出鏡接受採訪)，隨意裹在身上的寬大棉服、運動鞋、凌亂的髮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為他是中關村某公司做IT的。誰能想到，這個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輕人就是三國殺的創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歲以下創業者的榜單。
提起自己這次上榜，黃愷顯得十分平靜：“我的宣傳通知我，我要被選進《福布斯》榜單了，也沒人徵求我的意見，反正我覺得周圍也沒人看這個。”
採訪中，他時而自信，談到“遊戲是一門藝術嗎”，他篤定地説，“當然是，遊戲太是藝術了，和創業家比，我更承認我自己是藝術家”。時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碼》，在電影院裏哭得稀里嘩啦的”。時而和記者辯論起“達芬奇是個感性的人還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採訪過程中幾乎一直保持着的“雲淡風輕，處變不驚”的狀態。
每個問題，他都會思忖良久後慢慢作答。他會在回答一個問題時突然思維跳躍，然後又不留痕跡地繞回主題。只有在談起他面前桌上擺滿的桌遊產品時，他才略顯激動，語速加快。
然而這樣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卻總能化百鍊鋼為繞指柔。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他會巧妙地繞開、推回並反問記者;問到創業初期的艱難，他會問宣傳：“哎，我不記得了哎，你説，我有過什麼艱難啊?”當記者讓他用一個詞評判自己，他會説：“我很少評判自己，你看見我是什麼樣，我就是什麼樣。”最後拗不過，只得説，“如果非要貼一個標籤的話，我覺得低調可以算一個吧”。
的確，低調如他。就像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三國殺，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後的黃愷一樣。
“他們不讓我玩電子遊戲，那我只好自己做遊戲玩。”
如果説“天分”這個概念真實存在的話，黃愷一定是有桌遊天分的。10歲，在大多數男孩子還在外面灰頭土臉瘋跑瘋玩兒的時候，黃愷已經開始自己做遊戲了。因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識分子，所以對黃愷管教很嚴不讓他玩電子遊戲，甚至把他的漫畫都封起來禁止他看。在硬件條件不足的情況下，黃愷自己做了很多桌面遊戲。他在紙上畫地圖、畫小人，在地圖上打仗。這個遊戲被他周圍幾個比較鐵的哥們兒從國小一直玩到國中。
上了高中，熱愛遊戲的黃愷就給自己定了個小計劃：以後一定要考個和遊戲相關的專業。但那時國內還沒有遊戲專業。直到大學聯考時，他發現了傳媒大學新出的遊戲專業。“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樣，那個專業好像遠遠地告訴我，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覺。” “三國殺有很多優勢是殺人遊戲沒有的。”
如願上了自己從小就喜歡的專業，黃愷開始尋求更廣闊的桌遊領域。在網上，他了解到了國外桌遊的發展，於是主動尋找國內桌遊的門路。“但在國外桌遊發展的幾十年期間，國內是一點都沒有發展的。”陰差陽錯間，黃愷在大二的時候去了西直門的一家桌遊吧，“那有可能是全國最早的桌遊吧了”。在桌遊吧裏，一小撮人玩着國外的桌面遊戲，這個場景讓黃愷感觸頗多。“我當時在想，有沒有一款桌遊的題材和概念是可以讓中國人方便接受的，不會像國外桌遊那樣難以領會。”
20xx年時，殺人遊戲在國內開始流行起來，但到20xx年以後，逐漸開始沒落。黃愷看着殺人遊戲從輝煌到衰敗，看着很多“殺人”吧經營不下去，一家家關門，感觸良多。“我當時覺得這個遊戲不那麼耐玩，也有很多侷限性。接觸了很多國外桌遊後，我想設計一款可以改變殺人遊戲的侷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國特色的桌遊。”
然而“三國”的題材也不是黃愷一開始就確立的。他之前想過很多題材，甚至想把大學同學、老師、教導主任都作為角色編到遊戲裏。“但最後放棄了這個想法。類似的想法蹦出了一個又一個，隨着想法深入後又不斷被否決。就連想到三國的題材後，也經歷了漫長的設計過程。”
“三國殺淘寶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開始把自己做的三國殺放到網上去賣，黃愷只是想賺點零用錢而已。“最開始的兩個月只賣出去一兩套，但是第二個季度就能達到十幾、二十套。那段時間的發展速度是比較驚人的。”
黃愷實話實説，這樣的好銷量一開始是沒想到的。但他有一種直覺，一定還有很多像他一樣喜歡桌遊的人會接觸到並喜歡上他的產品。
的確，黃愷做的手工三國殺在淘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積累，玩的人越來越多，清華、北大、廣院的客户紛紛反饋，説非常喜歡這個遊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遊卡桌遊的CEO杜斌了。
杜斌當時在清華讀博，因為一個瑞典朋友，也接觸到了桌遊。為了瞭解國內的桌遊情況，他隨手在淘寶搜了一下，結果搜到了黃愷的三國殺。而後杜斌和黃愷一拍即合，成立了桌遊創意公司。
本着對淘寶累積銷量的反饋，黃愷清楚地認識到，在現有環境下做桌遊創意，前景還是不錯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險，也不會賠掉太多，還有很多後路可以走的。”於是在租住的小房子裏，黃愷、杜斌和相熟的三四個同學組建了“遊卡桌遊工作室”。 “每當產品做出來時，就覺得當初的爭論其實沒那麼重要。”
提起最開始創立工作室的日子，黃愷回憶起來都是滿臉的笑：“那個時候最歡樂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遊戲測試，就都湊在一個小屋裏玩兒。包括給我們做衞生的阿姨，那時候也玩得很不錯，現在已經是我們公司管庫房的資深員工了。”
一直到20xx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來越多，杜斌和黃愷終於決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黃愷和他的公司成員們經常因為概念或者意見不同引發爭執。“因為桌遊這個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沒有什麼有説服力的觀點，所以就從討論，到針鋒相對，最後演變成脣槍舌戰，甚至會鬧一些情緒。但是最後肯定會做一些讓步，多半是我讓步。”黃愷説完大笑。“因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會在一些非常細微的細節上較真，比如我之前接觸國外桌遊比較多，國外都是順時針進行，但大家都覺得可能逆時針操作起來會更方便一些……就是這些小細節，我們都會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爭論。”説完後，黃愷頓了一頓，補充道：“都是為了遊戲。”
“躺在牀上大腦供血量多一些。” 身為遊卡桌遊的創意總監，黃愷的大部分工作是設計好玩的遊戲。最近，他也遇到了壓力。“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國內沒有人做的，就算在國外，這種以一個公司的形式研發桌面遊戲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見的。”因為客觀原因，黃愷經常要在遊戲的產品質量和出品時間之間做權衡，
做妥協。“肯定是要有一些取捨的，如果我因為一些事情較真，肯定會影響產品的運作週期。”提起這些不得已的情況，黃愷滿臉無奈。 “我習慣於把很多問題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別人討論，可能我老覺得這個問題我自己一個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業的坎坷，黃愷不得不老實承認自己的處事方法，“如果自己實在想不出來，要麼放棄，要麼找另外一條路，但就是很少拿出來和別人説。” “那你靈感枯竭的時候怎麼辦?”記者問。“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躺在牀上閉着眼睛慢慢想，因為躺在牀上大腦供血量比較多一點。”説完黃愷又忍不住笑起來。
“其實桌遊最主要的標準就是能玩。”
現在，黃愷手下帶領着四五個設計師，在開發新桌遊的道路上奔波。現在市面上的桌遊產品黃愷也會關注，但是“一些原創的桌遊時間都還不夠長，都是這幾年剛剛做出來的，需要市場和時間的考驗，還有很多都有點急功近利了。一款遊戲，如果只是為了一個比較古怪的題材，而忽視了遊戲內涵、美術、產品包裝，這樣的遊戲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較優秀的作品，比如《風聲》，我自己就很喜歡。”説到桌遊產業，黃愷侃侃而談。
“衡量一款桌遊，最基本的標準就是要公平。”黃愷的公司有一套衡量遊戲的標準，每出一款遊戲，他們就要按照標準嚴格打分。“分數比例最高的是包裝和產品美術設計，因為這些都是非常直觀的東西，能讓玩家一眼就喜歡。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遊戲的平衡性和公平性，這也是讓玩家持續玩遊戲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遊戲都有自己的飽和度，三國殺、網遊都是這樣。”談到今後桌遊的發展趨勢，黃愷有自己的擔憂，“而且桌遊這個圈子現在很小，除了三國殺，其他遊戲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黃愷説，自己要在三國殺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遊戲，讓三國殺成為桌遊的橋樑：“我要利用羣聚效應，讓不玩桌遊的人通過三國殺接觸桌遊，再讓已經接觸桌遊的人多玩一些不同類型的遊戲，試着做到讓大家不會對某個遊戲產生厭煩吧。”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