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辭世十三年了，每近九月中旬，家人和我隱痛難忍，不因父親忌日漸遠而能舒緩。
我家世代農民，到祖父一輩，家道略豐——置地四五畝，有房六七間，這是四十年代霍里農家殷實自足的景觀了。也就是那時起，我們家產生了第一代文化人。祖父將父親送進了私塾。後來父親又傳承先生教誨，在鄉里傳道授業，當起了私塾先生。到我記事後，一直都生活在“書香門第”的氛圍中：我家有在別人家很難見到的筆墨紙硯，父親常在煤油燈下給鄉親們讀報講國家大事，鄉親們有事都願意找父親，父親也每每因為為人排憂解惑而痛快不已。
知識，不僅改變了父親自己，也改變了我們一家的命運。
六十年代初，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共產風，大鍋飯和三年自然災害，已使村民生存產生嚴重危機。這時大姐讀完師範，走上了工作崗位。這是我們家第一位真正的“公家人”。要知道，這在當時，父母要為此付出何等的艱辛！那時農村是沒有什麼人願意送孩子去學堂的，何況是女孩子！聽父母回憶，為使姐姐在學校安心讀書，家中整年不知肉味，野菜、麥麩都是常用的食物。我三歲（60年）前後，常靠在外祖母那裏混些吃的保條小命。如今，姐姐已退休多年，看到鄉里她的同齡人仍在為生計不輟勞作，慶幸之餘，不免平添許多傷感：父親為兒女造福，卻過早地離我們而去。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憑着有文化，父親被安排在公社裏做事。論説，幹下去也是個“吃皇糧”的身份，但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處處艱難，不得已，辭了社裏的工作，回家幹農活養活我們。父親體弱，屬“文弱書生”那一類，重活和別人一樣挺着幹，苦苦支撐着這個家。一次下半夜出門，拉着板車沿石子路走五十多裏地，運化肥回村裏，在離村不遠的壩埂上，因體力不支，連人帶車翻下水壩，差點丟掉性命。那種艱難，是出門打車，進門空調的今人很難想象的。
父親很喜歡他讀過的那些古董書。那時家裏沒有書櫃，他將書放在衣櫃頂上和窗户上面的壁洞中，須站在凳子上方能夠着，有些書還要用報紙或破布包起來，可能是擔心我能拿到弄丟了還是撕破了，那時我小，是讀不了的，站在凳子上也夠不着。文革中破四舊，都知道父親這裏書多，書多自然反動，不交書就得挨批，父親非常無奈，一夜之間，統將打捆，交了出去。後來才知道，那些書是祖父為父親所做的最重要的貢獻和遺產——每一本書都是一擔或幾擔米換得的。那陣風過後，父親將糊得嚴實的窗洞打開，從裏面掏出幾本大小一樣的書，告訴我，這是康熙詞典，清朝年間出版的，是爺爺用了十六擔米換來的。當時的神情，實屬大難倖存後的快慰，不見一絲辛酸。那以後，康熙詞典就成了父親生命的一部分，在我們生活中，學習中，遇到什麼問題，他總要翻翻詞典，總想在那裏找到説法。我工作以後，買了一套精裝的康熙詞典，想替代父親那已經翻散了線的古董，不料父親習慣了四角號碼檢索，亦或更兼老書的厚重，讓精裝本束之高閣，照舊用放大鏡，翻他的古董。
又是一年九月中，我在伏案備考的兒子身後發愣。我想當年煤油燈下，父親也一定是這樣在我的身後注視着我。
從祖父到父親到我再到兒子，四代人經歷了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祖父當年為之辛勞一生的那幾畝地，早已由私到公，再由公到私，繼而被企業徵用；那幾間房，已被土牆瓦屋、磚牆瓦屋、混凝土樓房幾番替代。還有什麼沒變的呢？我想，那隻能是求知。是的，求知不能變，也不可變。父親去世前的十年間，硬是憑藉他的文化知識，翻閲了十幾本厚厚的中醫書籍，用他學到的本領，為眾多鄉親療傷治病。一般腫毒腹瀉蛇傷，幾近手到病除。他甚至用偏方讓一位被大醫院醫生判定只能活三個月的患胃癌村民，多活了兩年。
父親與肝病抗爭了近一年時日，他強忍着極度的疼痛，始終沒有喊叫過，最難熬的時候，汗珠真的如豆粒般滾下。93年9月13日，父親像小時候晚間為我讀書點燃的油盞，終於熬盡了最後一滴油。彌留之際，要求將骨灰埋在祖父墳旁，不用包起，挖個坑，撒上骨灰，栽上一棵松樹，他認為這樣，會更有意義。這一點，我沒能按父親的意思辦，實在沒有勇氣這麼做。
差不多每年九月，我都要寫幾句話，以寄託對父親的哀思。但基本上都在去墓前化紙的時候，一併化掉，而不示人。去年的小稿在電腦裏保存了，今想借紅袖一角，使這種情感得以張揚。也籍此告慰先人。(作者自評)
※本文作者：田臻※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