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的三篇哲理散文

每一個人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是需要某種熱鬧的。下面是本站小編精心為您整理的周國平的哲理散文，希望您喜歡!

周國平的哲理散文一：豐富的安靜

我發現，世界越來越喧鬧，而我的日子越來越安靜了。我喜歡過安靜的日子。

當然，安靜不是靜止，不是封閉，如井中的死水。曾經有一個時代，廣大的世界對於我們只是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説，我們每一個人都被鎖定在一個狹小的角落裏，如同螺絲釘被擰在一個不變的位置上。那時候，我剛離開學校，被分配到一個邊遠山區，生活平靜而又單調。日子彷彿停止了，不像是一條河，更像是一口井。

後來，時代突然改變，人們的日子如同解凍的江河，又在陽光下的大地上縱橫交錯了。我也像是一條積壓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牀裏奔騰起伏，把我的成年歲月變成了一道動盪不寧的急流。

而現在，我又重歸於平靜了。不過，這是跌宕之後的平靜。在經歷了許多衝撞和曲折之後，我的生命之河彷彿終於來到一處開闊的谷地，匯蓄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經流連於阿爾卑斯山麓的湖畔，看雪山、白雲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藍的神祕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轉，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靜如鏡。

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靜。每天，我在家裏讀書和寫作，外面各種熱鬧的圈子和聚會都和我無關。我和妻子女兒一起品嚐着普通的人間親情，外面各種尋歡作樂的場所和玩意兒也都和我無關。我對這樣過日子很滿意，因為我的心境也是安靜的。

也許，每一個人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是需要某種熱鬧的。那時候，飽漲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為自己尋找一條河道，確定一個流向。但是，一個人不能永遠停留在這個階段。托爾斯泰如此自述：“隨着年歲增長，我的生命越來越精神化了。”人們或許會把這解釋為衰老的徵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時，托爾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齡人、甚至比許多年輕人更充滿生命力。毋寧説，唯有強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發展。

現在我覺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豐富的安靜。安靜，是因為擺脱了外界虛名浮利的誘惑。豐富，是因為擁有了內在精神世界的寶藏。泰戈爾曾説，外在世界的運動無窮無盡，證明了其中沒有我們可以達到的目標，目標只能在別處，即在精神的內在世界裏。“在那裏，我們最為深切地渴望的，乃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寧。在那裏，我們遇見我們的上帝。”他接着説明，“上帝就是靈魂裏永遠在休息的情愛。”他所説的情愛應是廣義的，指創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愛心，而這一切都超越於俗世的爭鬥，處在永久和平之中。這種境界，正是豐富的安靜之極致。

我並不完全排斥熱鬧，熱鬧也可以是有內容的。但是，熱鬧總歸是外部活動的特徵，而任何外部活動倘若沒有一種精神追求為其動力，沒有一種精神價值為其目標，那麼，不管表面上多麼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本質上必定是貧乏和空虛的。我對一切太喧囂的事業和一切太張揚的感情都心存懷疑，它們總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亞對生命的嘲諷：“充滿了聲音和狂熱，裏面空無一物。”

周國平的哲理散文二：人不只屬於歷史

那個時代似乎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當時，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文知識分子大多充滿着政治激情，它的更莊嚴的名稱叫做歷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世界剛剛分裂為兩大陣營。就在那個時候，曾經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的加繆發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風格的哲學着作《反抗者》，對歷史使命感進行了清算。此舉激怒了歐洲知識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導致了薩特與加繆的決裂，同時又招來了右派的喝彩，被視為加繆在政治上轉向的鐵證。兩派的態度鮮明對立，卻對加繆的立場發生了完全相同的誤解。

當然，這毫不奇怪。兩派都只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加繆恰恰是要為生命爭得一種遠比政治寬闊的視野。加繆從對"反抗"概念作哲學分析開始。"反抗"在本質上是肯定的，反抗者總是為了扞衞某種價值才説"不"的。他要扞衞的這種價值並不屬個人，而是被視為人性的普遍價值。因此，反抗使個人擺脱孤獨。"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是反抗的意義所在。但其中也隱含着危險，便是把所要扞衞的價值絕對化。其表現之一，就是以歷史的名義進行的反抗，即革命。

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繆一針見血地指出，盧梭的這部為法國革命奠基的着作是新福音書，新宗教，新神學。革命的特點是要在歷史中實現某種絕對價值，並且聲稱這種價值的實現就是人類的最終統一和歷史的最終完成。這一現代革命概念肇始於法國革命。革命所要實現的那個絕對價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無上的，在盧梭那裏，它就是與每個人的意志相分離的"總體意志"。"總體意志"被宣佈為神聖的普遍理性的體現，因而作為這"總體意志"之載體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聖.鞠斯特進而賦予"總體意志"以道德含義，並據此把"任何在細節上反對共和國"亦即觸犯"總體意志"的行為都宣判為罪惡，從而大開殺戒，用斷頭台來擔保品德的純潔。濃烈的道德化色彩也正是現代革命的特點之一，正如加繆所説："法國革命要把歷史建立在絕對純潔的原則上，開創了形式道德的新紀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導致了無限鎮壓原則。它對心理的威懾力量甚至使無辜的受害者自覺有罪。我們由此而可明白，聖.鞠斯特本人後來從被捕到處死為何始終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時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為何幾乎是滿懷熱情地給判處他們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這裏起作用的已經不是法律，而是神學。既然是神聖的"人民"在審判，受審者已被置於與"人民"相對立的位置上，因而在總體上是有罪的，細節就完全不重要了。

加繆並不懷疑諸如聖.鞠斯特這樣的革命者的動機的真誠，問題也許恰恰出在這種可悲的真誠上，亦即對於原則的迷醉上。"醉心於原則，就是為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愛去死。"革命者自命對於歷史負有使命，要獻身於歷史的終極目標。可是，他們是從哪裏獲知這個終極目標的呢?雅斯貝爾斯指出：人處在歷史中，所以不可能把握作為整體的歷史。加繆引證了這一見解，進一步指出：因此，任何歷史舉動都是冒險，無權為任何絕對立場辯護。絕對的理性主義就如同絕對的虛無主義一樣，也會把人類引向荒漠。

放棄了以某種絕對理念為依據的歷史使命感，生活的天地就會變得狹窄了嗎?當然不。恰好相反，從此以後，我們不再企圖作為歷史規定方向的神，而是在人的水平上行動和思想。歷史不再是信仰的對象，而只是一種機會。人們不是獻身於抽象的歷史，而是獻身於大地上活生生的生活。"誰獻身於每個人自己的生命時間，獻身於他保衞着的家園，活着的人的尊嚴，那他就是獻身於大地並且從大地取得收穫。"加繆一再説："人不只屬於歷史，他還在自然秩序中發現了一種存在的理由。""人們可能拒絕整個歷史，而又與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協調。"總之，歷史不是一切，在歷史之外，陽光下還綿亙着存在的廣闊領域，有着人生簡樸的幸福。

我領會加繆的意思是，一個人未必要充當某種歷史角色才活得有意義，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希臘人那樣的貼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我猜想那些至今仍渴望進入歷史否則便會感到失落的知識分子是不滿意這種見解的，不過，我承認我自己是加繆的一個擁護者。

周國平的哲理散文三：被廢黜的國王

帕斯卡爾説：人是一個被廢黜的國王，否則就不會因為自己失了王位而悲哀了。所以，從人的悲哀也可證明人的偉大。借用帕斯卡爾的這個説法，我們可以把人類的精神史看作為恢復失去的王位而奮鬥的歷史。當然，人曾經擁有王位並非一個歷史事實，而只是一個譬喻，其含義是：人的高貴的靈魂必須擁有配得上它的精神生活。

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世上必定有神聖。如果沒有神聖，就無法解釋人的靈魂何以會有如此執拗的精神追求。用感覺、思維、情緒、意志之類的心理現象完全不能概括人的靈魂生活，它們顯然屬於不同的層次。靈魂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真正所在地，在這裏，每個人最內在深邃的"自我"直接面對永恆，追問有限生命的不朽意義。靈魂的追問總是具有形而上的性質，不管現代哲學家們如何試圖證明形而上學問題的虛假性，也永遠不能平息人類靈魂的這種形而上追問。

我們當然可以用不同的尺度來衡量歷史的進步，例如物質財富的富裕，但精神聖潔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維。正如黑格爾所説："一個沒有形而上學的民族就像一座沒有祭壇的神廟。"沒有祭壇，也就是沒有信仰，沒有神聖的價值，沒有敬畏之心，沒有道德的約束，人生惟剩縱慾和消費，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的交易和爭鬥。它甚至不再是一座神廟，而成了一個吵吵鬧鬧的市場。事實上，不僅在比喻的意義上，而且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在今日中國，這種淪落為烏煙瘴氣的市場的所謂神廟，我們見得還少嗎?

在一個功利至上、精神貶值的社會裏，適應取代創造成了才能的標誌，消費取代享受成了生活的目標。在許多人心目中，"理想"、"信仰"、"靈魂生活"都是過時的空洞詞眼。可是，我始終相信，人的靈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會生活更為本質，每個人的人生質量首先取決於他的靈魂生活的質量。一個經常在閲讀和沉思中與古今哲人文豪傾心交談的人，和一個沉湎在歌廳、肥皂劇以及庸俗小報中的人，他們肯定生活在兩個絕對不同的世界上。

人是一個被廢黜的國王，被廢黜的是人的靈魂。由於被廢黜，精神有了一個多災多難的命運。然而，不論怎樣被廢黜，精神終歸有着高貴的王室血統。在任何時代，總會有一些人默記和繼承着精神的這個高貴血統，並且為有朝一日恢復它的王位而努力着。我願把他們恰如其分地稱作"精神貴族"。"精神貴族"曾經是一個大批判詞彙，可是真正的"精神貴族"何其稀少!尤其在一個精神遭到空前貶值的時代，倘若一個人仍然堅持做"精神貴族"，以精神的富有而坦然於物質的清貧，我相信他就必定不是為了虛榮，而是真正出於精神上的高貴和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