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細細地品讀完一本名著後，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寫一份讀後感，記錄收穫與付出吧。那麼如何寫讀後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黃仁宇開篇即説道"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敍"，既然如此，作者又是為何執意將此年份用作書名？作者指出，該年份發生的一些不為史學家注意的小事，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前事之節症、後事之機緣，期間因果，恰為歷史之節點"。從這些小事上，也許更能看清楚歷史的真面目，還原一個本來的神宗，和神宗統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開篇即為讀者介紹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慶節封賞、見賓閲軍等等活動都是由皇帝親為，並按照嚴苛的禮儀行事。皇帝貴為天子，即為天命所選之人，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也是全國臣民行動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徵性，不可過分隨性，以亂禮法。
事實上，作為龐大的帝國，要想井而有序地運行，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文人官僚階層都明白，僅依嚴刑峻法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有效的統治必須以"禮"治人，儒家的禮教已實行千年，"禮"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貫徹並非強大行政力量的強制，也不是嚴酷懲罰性後果的威懾，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實行和"上行下效"的學習、模仿。這一系列活動的關鍵人物即是皇帝，這位天選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親"地踐行禮教規範，再由文官記錄並撰文，傳頌天下以為範。
儘管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掌有至上權利，但皇帝在維持統治的禮教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文中以早朝為例，從朱元璋時起就確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動了解國情，行使權力。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後，早朝制度逐漸成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這種百官受累、皇帝厭倦的制度卻又不得不實行，原因即在"禮"。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僅百官要遵守，當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訓。
弘治皇帝因宮中失火徹夜未眠，精神恍惚之餘用央求的語氣要求免朝一日，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才同意輟朝一日，足見皇帝為"禮"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禮教之態，整個文官集團，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員會羣起而攻之，進而矯正，以復規矩，達到合"禮"。十七歲的萬曆皇帝因一場縱酒狂歡、恣意而為的遊園鬧劇被認為是有失禮教，皇太后自責督育不足，眾百官齊奏何為之過，甚至皇太后以廢失德之君以立新主為要挾迫使萬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處處受張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為，更不得恣意妄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禮"的規制。但在其成年後，張居正去世時，神宗儘管已經大權在握，卻絕望地發現縱使再無喋喋不休的張嚴師和皇太后，他依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獲得突破"禮"的自由，這一點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時。
"立長不立幼"的固化觀念使得整個文官階層不懼嚴刑、前赴後繼地反對神宗，使得他連立皇子都不能自己決定，因為不守祖訓即是違背禮教，而不守禮教將會被推向道德的反對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則就必須被文官集團牽着走。此時的文官集團已經成為禮教的象徵，而在強大的禮教面前，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為禮教的代言人。
皇帝從禮教中受益，統治全國，同時也為禮教所虜，成為禮教的代言人。沒有禮教，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沒有皇帝，禮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使得皇帝逐步淪為統治帝國的工具，藉助這個工具，文官集團可以盡享魚肉百姓之樂，而免受嚴苛禮教之苦。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但是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敍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裏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發奮，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脱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着，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取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取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敍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發奮，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説都是失敗的。正因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羣眾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着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裏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發奮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留意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理解。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羣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處，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證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羣臣，活着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敍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應對混亂的現狀期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發奮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羣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正因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留意謹慎地持續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刻而已。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同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為評論説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麼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説，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閲讀。（説實話，我認為對於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為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但是對於激盪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才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才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源於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現在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並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並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麼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麼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現在也還不知道，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啊。我覺得這個書是紮實的，也是有趣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曆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後來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於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曆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着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於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麼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後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話總結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於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麼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為人為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能力上，在為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範啊。
還有兩個人的對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對比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積極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況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説，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於李贄，我沒什麼想説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説一些膚淺之言，但是這次看了之後，我卻不敢説什麼了，以後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瞭解再説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後有機會還要重讀。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一樣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為評論説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麼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説，僅有經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閲讀。（説實話，我認為對於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為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可是對於激盪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才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才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源於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並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並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麼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樣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此刻也還不明白，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能夠啊。我覺得這個書是紮實的，也是趣味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曆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之後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於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曆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着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於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麼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後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得不出能夠一句話總結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於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適宜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麼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為人為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本事上，在為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範啊。
還有兩個人的比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比較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能夠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進取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説，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於李贄，我沒什麼想説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説一些膚淺之言，可是這次看了之後，我卻不敢説什麼了，以後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瞭解再説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後有機會還要重讀。
在過去的一段很長很長的歷史中，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書很多情況下都是帶有強烈的意思形態，史學家治史都是帶有各種限制，都要規避統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諱。例如有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稱的史記，也是要避過漢武帝。黃仁宇先生能夠寫下如此鉅著，以我之見，其實是有時代的推動之功。何解？黃仁宇先生生於晚清民國時期，但是中晚年卻在美國居住，一直從事歷史方面的研究，涉獵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並且常年在西方工作與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維的影響，所以，其寫下如此一步鉅著是有一定的客觀要求，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時代的推動性，既是順應潮流與時代的發展而生。但是，我們卻要認同黃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間，和創新精神。
《萬曆十五年》一書運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種結合數據，理性的方法，通過厚重的，塵封的歷史畫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嚴密的描述了明朝萬曆年間的各種人與物，還有那種歷史軌跡，這確實開了華人治史之先河，為後人展現了一種新的視角。
在本書中，作者非常智慧與獨特地選擇起一個時間點——萬曆十五年，這個節點展開描述。正如作者所説：“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時間。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確實從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作者以詼諧的語言，故事般的語氣，極為生動的描述了事件的線索發展，但是每個細節都根據數據與文獻的論證，有強烈的説服力。於本人之間，這書完全沒有其他歷史書的枯燥無味。但是其思想確散發着智慧的'光芒。不失為適合大學生的讀物之選。
書中的第一個章節：萬曆皇帝。一個富有爭議的皇帝。一個飽受歷史學家爭論的皇帝。作者在描述這一關鍵人物之時，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去解讀。萬曆，是個無奈的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作者在描述這個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實的皇帝時，對中國歷史上的文官集團作了深刻的嘲諷。文官官僚體制，是一個穩定的體制，作者揭示了這種體制的極大弊端。這時，作者拋出了了首輔——張居正，一個智慧的相國，深諳文官羣體的行為。其中作者提到了陰陽之説，深刻揭示中國道德治國的嚴重缺陷和政治的醜陋。作者對張居正的描述是較正面的。張居正是一個託孤大臣，作為皇帝老師，其一邊要管好年幼的萬曆，一邊要協調文官集團的利益，使文官集團的運轉正常，但是作為一個飽讀詩書的書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懷百姓，總之，張居正是一個無奈的人物，他最後的下場卻道盡了文官集團的畸形。
其次，最有爭議的人物，海瑞出場了。這是一個獨具個性的文官，作者對其進行了一個深刻的描寫，分析其處境，還原歷史的情形。海瑞是一個激烈性格的官員，其這種飽含正義的性格為其他官員所憎惡。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沒有根據實際情形開展，僅憑胸中的正義，作者再次深刻揭示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為文官集團合性的要求與基礎，海瑞儘管與世道各個不入，但是他卻很長一段時間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該道德制度的奇怪之處。
相對比於史記，史記更多的是生動的還原事件的本來性質，在語言中透露作者的觀點，本書更多從事件與史料出發進行分析，從而理清線索，從小事着手，在讀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歷史背後的發展規律，正如文中最後所説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帝國的傾倒是尤其歷史的必然規律的。
後記：多讀書是有好處的，讓你可以看到大師的視角，從更客户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膚淺的哭爹罵娘，還是一句話：歷經千年的洗禮，經典，會帶給你千百年眼。
記得在上高中的時候語文老師就向我們推薦過《萬曆十五年》，還給我們講過許多首輔張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好好來品讀一番，實在是可惜，終於藉此機會我能好好的來體會一下其中的韻味，並榮幸的發表一下我對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不禁讓我感到一絲疑惑，“無關緊要的一年”？那又為什麼還要寫它呢？帶着這絲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這才讓我意識到萬曆十五年並不是簡簡單單，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話來説是“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里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可能是帶着對高中語文老師所説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對我推薦過這本“好書” ，導致我對這本書的期望很高，但是與之相反的是我讀起這本書來味同嚼蠟，好不容易硬着頭皮讀完了，卻不以為然，對網絡上對這本書清一色的好評也無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贊成金庸先生對《萬曆十五年》的評價，認為這本書其實並沒有世人所認為的那樣好。
《萬曆十五年》，它選擇萬曆十五年來代表中國製度上落後於歐洲，説主因是中國不以數字來管理國家。但其實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去世還不過五年，張居正的善政還沒有遭到敗壞，以萬曆十五年的中國來和歐洲先進國家相比，中國還遠遠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大城市遠比倫敦、巴黎要更加衞生、乾淨和先進。
中國當時的主要缺點不是不用數字來管理國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權、君主權威至上的`中國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絕對專制），張居正重視“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統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國這樣的大國。他注重“循名責實”，用現代的名詞來説，大致上便是“實事求是”。《張居正》雖是小説，但在我看來比《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學術文章，更加真實，更加接近事實。
黃仁宇先生的“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論，則隱隱包含着“歷史命定”、“必然趨勢”的意味。如此一來，歷史上的所有罪惡，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難，似乎都可以淹沒在這個“合理性”中，忽略不計。 讀了整本書，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國就那2萬多官員和皇帝是活物，他們按照先哲的指示，決定着國家乃至民族的未來，其他的行屍走肉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現實影響力了——這絕不是象我這樣一個接受馬列毛史觀的人説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現代的雙重中心論評判古代中國，認為古代史既已先驗地指向近代中國的失敗結局，所以凡事無不荒謬；但是他又以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意志論觀察現代中國，相信現代史最終必將指向未來“數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無不合理。前一種思路認為歷史無處不錯，後一種思路又認為歷史處處不錯，前後相互矛盾，按照後一種思路，凡是發生過的歷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國的制度為什麼就不合理呢？一種延續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況近代西方文明也不過才崛起數百年，而且黃先生一再強調從技術而非道德角度看歷史，但我覺得他的錯誤其實不在於不講道德，而在於不懂得講技術，看上去解釋了一切，實則説了等於沒説。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台灣學者江政寬所説的“他以敍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的歷史書寫主流之外，為我們鋪陳了一條探究歷史的可能道路，而這也是當前中文歷史書寫裏最為欠缺的。”總而言之，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以上僅為個人觀點。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不過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敍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裏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脱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着，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擇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擇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敍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説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着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裏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接受。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羣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羣臣，活着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敍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羣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黃仁宇開篇即説道"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敍",既然如此，作者又是為何執意將此年份用作書名？作者指出，該年份發生的一些不為史學家注意的小事，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前事之節症、後事之機緣，期間因果，恰為歷史之節點"從這些小事上，也許更能看清楚歷史的真面目，還原一個本的神宗，和神宗統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開篇即為讀者介紹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慶節封賞、見賓閲軍等等活動都是由皇帝親為，並按照嚴苛的禮儀行事。皇帝貴為天子，即為天命所選之人，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也是全國臣民行動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徵性，不可過分隨性，以亂禮法。
事實上，作為龐大的帝國，要想井而有序地運行，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人官僚階層都明白，僅依嚴刑峻法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有效的統治必須以"禮"治人，儒家的禮教已實行千年，"禮"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貫徹並非強大行政力量的強制，也不是嚴酷懲罰性後果的威懾，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實行和"上行下效"的學習、模仿。這一系列活動的關鍵人物即是皇帝，這位天選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親"地踐行禮教規範，再由官記錄並撰，傳頌天下以為範。
儘管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掌有至上權利，但皇帝在維持統治的禮教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中以早朝為例，從朱元璋時起就確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動了解國情，行使權力。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後，早朝制度逐漸成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這種百官受累、皇帝厭倦的`制度卻又不得不實行，原因即在"禮"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僅百官要遵守，當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訓。
弘治皇帝因宮中失火徹夜未眠，精神恍惚之餘用央求的語氣要求免朝一日，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才同意輟朝一日，足見皇帝為"禮"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禮教之態，整個官集團，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員會羣起而攻之，進而矯正，以復規矩，達到合"禮"十七歲的萬曆皇帝因一場縱酒狂歡、恣意而為的遊園鬧劇被認為是有失禮教，皇太后自責督育不足，眾百官齊奏何為之過，甚至皇太后以廢失德之君以立新主為要挾迫使萬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處處受張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為，更不得恣意妄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禮"的規制。但在其成年後，張居正去世時，神宗儘管已經大權在握，卻絕望地發現縱使再無喋喋不休的張嚴師和皇太后，他依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獲得突破"禮"的自由，這一點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時。
"立長不立幼"的固化觀念使得整個官階層不懼嚴刑、前赴後繼地反對神宗，使得他連立皇子都不能自己決定，因為不守祖訓即是違背禮教，而不守禮教將會被推向道德的反對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則就必須被官集團牽着走。此時的官集團已經成為禮教的象徵，而在強大的禮教面前，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為禮教的代言人。
皇帝從禮教中受益，統治全國，同時也為禮教所虜，成為禮教的代言人。沒有禮教，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沒有皇帝，禮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使得皇帝逐步淪為統治帝國的工具，藉助這個工具，官集團可以盡享魚肉百姓之樂，而免受嚴苛禮教之苦。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着，作者將眼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利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着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層、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通過對他們的描述和點評，側面描繪出明王朝的衰敗。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突破和改變，但被制度所禁錮着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體現出來，他認為以道德為標準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進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究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出發，探究宏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説的.“敍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更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發展至此，所以他通過聯繫比較、歸納等等方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結合《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索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師應當如何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以“問題”開始，以“問題”結束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實現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索，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一直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對於歷史，學生需要建立起問題意識，只有腦中有疑問，有了好奇心才會去探尋原因，帶着問題去尋找史料，才會對歷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於歷史教師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僅會激發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進行歷史教學設計時，可以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穿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利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樹立問題意識，同時也能使學生對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於師生一起挖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培養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分析能力《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敍方式，黃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記敍史實，增強了可讀性和趣味性，雖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要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
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藝複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利用史料進行引導。如“意大利，那裏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要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發展起來……”通過這則材料，歷史教師可以讓學生聯繫材料和書本內容進行思考，從經濟的角度的出發，文藝復興產生的原因。根據材料，學生可以總結出工商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一些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師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對史料的閲讀和剖析能力，能夠幫助學生培養“論從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歷史學習的正確方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出發，還是新課程標準的要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體的歷史課堂教學實踐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段、內容組織的豐富和發展有着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時也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歷史的思考意識和整體意識。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