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巖
作者：伍 略[苗族]
一
從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西行六十里，有一個地方叫葫蘆壩。這葫蘆壩周圍，依山傍坎共有大小五個村寨，六百多户人家。1970年冬天，全國學校大多處在癱瘓狀態的時候，這裏卻辦起了一所民辦大學。雖説它的存在僅僅只有十八天，就像暗夜中的一顆流星，稍縱即逝，但在當時確實使整個自治州一十六個縣都為之震動。直到現在，人們還不曾忘記這件事呢。
那麼，在那嚴寒的日子裏，到底是誰承頭辦起這所民辦大學呢?莫非他是天神下凡、三頭六臂、腳踏風火輪的英雄人物?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生產大隊堂支部書記，名叫潘老巖。當地老百姓把他叫做“地陀螺”。這就是説，一個大隊的党支書記，雖然只不過像小米、芝麻樣大的官兒，可是在那年月裏，卻必須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差事，不論是省裏、州里、縣裏、區裏，不論是武裝部、糧食局、税務所、土產公司、文化館、獸醫站……所有這些部門和單位的大小幹部，都可以用上級的身份，對他們佈置工作，交待任務。發號施令；不論誰來了，都説這是黨的工作，都要強調他的工作的重要性，都會振振有詞地講上一番大道理。作為一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的潘老巖，他能不抓這些工作嗎?但是，就只有爬坡下坎，東奔西顛，恰像那“地陀螺”那樣不停地旋轉，一鞭一鞭地挨抽，一聲一聲地哼叫，連個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至於俸祿呢，只得到同等勞力一年的工分報酬。據説，葫蘆壩大隊那幾年，由於沒有“堵好走資本主義的路”，所以一個勞動日還能值到一角五分錢。
就憑這些資本，潘老巖能辦起一所民辦大學嗎?不能。那麼，他又憑的什麼呢?從長相看，潘老巖並不是什麼虎背熊腰、龍準燕頷，而是生得一副五短身材，其貌不揚。在那短短的眉毛底下，閃動着一雙泥鰍眼，而且由於長年累月被煙火薰燎，經常害上角膜炎，所以更顯得樣子猥瑣，就像那戲台子上的丑角兒。論文化，他充其量只能算個掃盲畢業。儘管從土改那陣起，幾乎年年都在辦夜校，而他總是第一個報名。每天晚上他都率先在胳肢窩下夾起一條小凳子，坐到夜校的黑板跟前，拿出他那支只值到八有錢的黑杆鋼筆，笨拙地在本本上戳字。誰知到了第二年，花去了一個冬天才認得的那些字，卻被春雷一震，山水一衝，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葫蘆壩大隊黨支部書記潘老巖，就是這麼個人物，可卻要異想天開地承頭去辦什麼民辦大學。當時，社員們就開他的玩笑説：“巖支書，你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哩。你當支書當了那麼多年還不過癮，還想當大學校長呀?”“巖支書，人們説矮子爬樓梯步步登高，你卻要一步登天呀。小心一頭栽下來，你屋頭還有婆娘娃崽呵!”
由於他個子矮小，人們有時也叫他“潘老矮”。久而久之他自己也習慣了。有時還揮動着他那雙棒槌般的短胳膊，一邊挽着衣袖一邊叫道：“我潘老矮生來沒有什麼本事，就靠的大家，大家叫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吧!”
二
1970年的冬天，似乎提前來到了苗嶺山區，那冷冷清清的苗年剛剛過完，氣候也就陡然地變冷了。這一天，潘老巖到對門寨去串親戚。主人家在火炕上放起個鐵三腳，架上口小鐵鍋，磨芋、豆腐、“綠頭公鴨”一鍋煮，每人面前斟上一碗紅苕酒。大家感到又寒心又滿意。要按苗家向來好客的習慣，客人來了，主人一定要拿出十盤八碗才甘心。那肥臘肉切得有巴掌寬，搭上一片血豆腐，夾滿你的碗，要吃得你嘴角流油。送客出門，後面還抱着個大酒罈，不灌得你胸前的衣襟都濕透，是不會輕易把你放走。可是，這些年來，由於沒完沒了的磨難，早已把每家弄得清湯寡水，今天能有這麼一鍋菜，大家來湊在一起，散散心，也算是不錯了。幾口酒下肚以後，大家就天南海北地亂扯，有笑話，也有牢騷。當扯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先是停課鬧革命，過後又復課鬧革命，鬧去鬧來，把學校鬧得個烏煙瘴氣，眼看葫蘆壩大隊的國中生上不了高中，高中生上不了大學，家長們為此着急憂慮。這時，潘老巖放下筷子，萬分感慨地説：“看來，我們苗家的秀才要絕種嘍!乾脆，我們自己來辦一所民辦大學吧!”
“巖支書，你想得倒是頂美哩。”當下有人答道，“依我看，要辦一所什麼民辦大學，無非是起兩間磚頭房子，打些桌椅板凳，漆上幾塊黑板，栽上兩根藍球架架，再買點教學用具，這些都好辦。我們有的是木料，磚瓦也現成。可是，你去哪裏找那些戴眼鏡的教授先生?就算你找到了，你能付得起他們的俸祿嗎?”
“對呀!”有人附和道，“他們按月要領一兩百塊的鈔票拿在手中數起，怕要走完好幾條田埂才數得完哩，你個葫蘆壩大隊能供得起嗎?”
潘老巖被問得啞口無言。悶了好一會，他忽然把酒碗放到地下，大聲叫道：“怎麼?把我們葫蘆壩大隊的那些大學生都喊回來，還怕沒有老師?你們想想嘛，我們那十多個‘波翁’裏頭，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哪樣人材不齊全?”
潘老巖這話當然有根據。葫蘆壩這地方，雖説是在山區，但地處相鄰幾縣的交通要道，再加上它那幾片好山好水，因而，一向商賈往來不絕，人煙稠密。解放前，國民黨的不少黨、政要人，就曾騎着高頭大馬或坐着滑竿到這裏“開發邊區”。與此同時，也有共產黨派人來到這裏進行過革命活動。那一年，紅七軍從廣西上來攻打古州城的前後，這裏就出現共產黨的傳單和紅皮小冊子。大概是由這些地理、歷史的原因，這葫蘆壩無形中成了這一帶苗家的文化中心。解放前，這裏就出了三個大學生。不用説，這三個都是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弟。解放以後，這裏的大學生就出得更多了，截至“文化大革命”開始，算下來就有九個。因此，潘老巖不止一次地在別人面前稱道這些人是他們葫蘆壩大隊的十多個“波翁”。
“與其讓他們在外面挨批挨鬥，不如把他們要回來。”潘老巖揮動着他那短胳膊憤慨地説，“黨和政府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不知要花去多少錢呵!”
“是嘍!是嘍!聽説有的人在外面還被打得死去活來呢。”
“前年子，潘吉昌在的那個單位，就有兩個人來搞他的外調，”潘老巖繼續説，“他有哪樣問題嘛?只是家庭出身不好。共產黨的政策不是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麼?解放軍一來，他就參加了工作，還到過朝鮮前線呢。後來轉到地方，又被提拔當了個工程師。我問那兩個搞外調的人，到底潘吉昌有哪樣問題，他們也説不出名堂來。我看，這樣瞎整下去，要敗壞共產黨的政策嘍!……”
大家又扯了一會，潘老巖覺得自己已經喝得二兩昏昏，便起身告辭回家。由於頭天夜裏下了陣毛毛細雨，現在被冷風一吹，石板路上就凝起了一層薄薄的雞屎凌。潘老巖怕在過橋時摔下去，便順手在路邊揀了兩根草繩子，把腳底下的一雙老膠鞋捆了幾圈，然後“嗤嚓嗤嚓”地走來。當他來到寨邊一條岔路口時，忽然看到路坎邊擱着一個大大的揹包。這時，天上已經飄起雪花，只見那大揹包上積起了一層白粉子。潘老巖停下腳步，站在大揹包跟前，心想：這是誰的揹包呢?怪了!要是本村人回來，他為啥不直接進家；要是機關幹部下鄉想找碗苗年酒喝，也該到大隊辦公室去；要是走親訪友的人，他還帶着個揹包幹什麼……潘老巖有個習慣，碰上什麼事，總愛琢磨個半天。
叭叭叭……他蹲到大揹包跟前吸着煙，皺起了短眉毛。忽然一陣冷風颳來，他兩肩不由一抽，腰背上也頓感一陣驚寒。抬手一摸，頭帕上已經落了不少的雪花。站起來，緊了緊腰帶，正欲轉身回家，卻見大隊團支部書記阿榜姑娘從自家的屋當頭出來。潘老巖招手把她喊到跟前，指着揹包説：“你看，這是哪樣?”
“哦!這揹包?……”阿榜略為思索説，“潘吉昌!這是潘吉昌的揹包!”
“潘吉昌?……”潘老巖不勝驚訝地説。
“嗯，是潘吉昌!剛才我看到他回來了，這陣子可能還在你家等着你哩。”
“等我?……他家不是還有個老母親嗎，怎麼不直接回家去?”
“巖支書，他也許是犯了錯誤才回來。”年輕的團支部書記提醒説，“他不先到你家，和你見個面，怎麼敢回家呀!”
潘老巖不説話，卻在那大揹包跟前轉起圈子。忽然，把短煙桿裝進衣袋裏，對阿榜姑娘説：“來，幫我把這揹包扛到肩上。”
“巖支書，你……這陣子都在講階級鬥爭……”阿榜姑娘猶豫着。她曾多次聽人説過她家的這個堂叔，在1958年“大躍進”以後，經常被戴上右傾的帽子。每次評比，他總是扛黑旗，氣得寨子裏的那些年輕人直咬牙。可潘老巖卻滿不在乎地説：“娃崽們，我們莊稼人辦事要實打實，不要去跟着瞎折騰，圖那個虛名幹啥，天亮才見馬牙霜哩!?
年輕的團支部書記，並不認為潘老巖以往的那些行為“右傾”，只不過她覺得這個堂叔心眼太死，脾氣太倔，吃了不少眼前虧。
“來呀!你站在那裏看神仙過路?”潘老巖大聲吼道。
看到黨支部書記發脾氣了，阿榜只好走過去，幫着把大揹包抽起放到他的肩上。
當下，潘老巖便佝僂着腰身，從寨腳一直扛到寨頭，而且一直扛進潘吉昌家老媽那間小黑房子裏。
這就是潘老巖迎接他們葫蘆壩大隊第一個知識分子的情況，此後，葫蘆壩大隊的其他“波翁”中又陸續有幾個被清洗遣送回來。
這期間，潘老巖的脾氣變得特別壞，彷彿他每天吃的喝的不是紅苕摻飯和酸菜湯，而是三斤火藥再加半斤幹辣椒麪面，動輒就冒火。
“階級鬥爭當然要講。不講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麼?可是，總不能把自家人也推到敵人那邊去呀。照這樣亂整下去，把有學問有技術的人都不要了，社會主義建設還建設個屁!”
不過，也就在這段時間，他要辦一所民辦大學的想法也逐漸醖釀成熟。
三
過完苗年不久，潘老巖就帶領着葫蘆壩大隊的社員羣眾，開始修建民辦大學的兩間磚頭平房。在數九寒天裏，只見他穿着幾件單衣，外套一件粗麻織成的“馬哥頭”式的坎肩，挽着袖子，跟着年輕人一起，像比賽力氣似的從田壩頭的瓦窯旁把磚瓦挑到寨邊的一座小山丘上。那裏原來就有一座山廟似的房子，解放前拿作國民國小堂，解放後作了改建，四面圍起土牆，只留下一道山門。現在，這所民辦大學的房子就挨着那國小校後面挖土下腳石。
正當潘老巖他們展勁修建房子的時候，一樁偶然的事情發生了。
苗家人最忌諱的是狗爬房頂、野雞進寨。那一天，突然有一隻山雉從山上飛來落在國小校的屋樑脊上，然後又“咕咕咕”地怪叫着飛回山林裏去。第二天，潘老巖的幺兒子，便從自家門前的高坎子上跌下去，頭顱上跌破個大口子，在膀子也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野雞進寨和幺兒跌坎，這本是兩件毫無相關的事情，只不過是在時間上的偶合罷了，可是在一些老年人的頭腦中，卻認為這是老天爺發怒降下的懲罰。潘老巖那體弱多病的女人，本來就反對丈夫承頭去辦什麼民辦大學，這一下，早已鬱結在胸中的怒火便不可抑制地爆發出來。她要潘老巖立即停止那所民辦大學的修建。潘老巖當然不會答應，夫妻倆大吵了一台。第二天清早，她便背起那小幺兒跑往舅舅家去。
潘老巖追到寨邊，只見她的女人一邊彈着淚水，一邊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茫然地站在路口邊，一直看着那母子倆的身影消失在一片茶林裏，這才歎了口氣轉回來。
潘老巖清楚他的女人為何經常和他吵鬧的根由，卻無法説服自己的女人。因為現實比語言更有力量。看看周圍的一些大隊幹部，哪一個的境況不比潘老巖強?他們有的起了新瓦房，板壁裝得嚴嚴實實，還用桐油油過幾道。屋裏鋪籠帳被、紅漆桌椅、温瓶陶器，樣樣齊全。老婆孩子，一身上下穿紅戴綠。他們本人夏天穿單褂，冬天着棉袍，手上有手錶，腳下有皮鞋。任何酒肉場合中，總少不了他們的份。即便是哪家社員宰只雞鴨招待個親友，也得請他們去做上席。一喝就是半天，出得門來，紅臉咕冬，呼出的酒氣，讓人隔着三丈遠都能聞到。
可是，我們的潘老巖，儘管在他的領地——葫蘆壩大隊，每年的勞動分值比其他大隊的高，社員們的生活比其他大隊的強，然而他當了這二十年的支部書記，如今還住在土改時分得的兩間穀倉樓底下。家裏的傢什擺設，牀上的鋪蓋，灶房裏的鍋瓢碗盞，火炕邊的鐵三腳，一齊加起來打個高價，總共還值不到一百元。老婆孩子，衣着單薄。到了冬天，還讓孩子們光腳丫巴在雪地上跑。都説“舉頭三尺有神靈”，其實老天爺並沒有長眼。潘老巖一年三百六十天，拼着性命幹活，苦巴苦掙，連喘息的空歇都贏不到，可是他的境況卻始終不見有起色。而每年政府發給山區少數民族的各項救濟，又得首先考慮到社員羣眾，還有隊裏的鰥寡孤獨五保户，因此，從來不曾落到他自己名下。
“當你這個小米芝麻大的屁官，受苦受累又受氣，肥水落到別人的田頭，吃虧的事就貼到你的背上。你哪樣都要帶頭，你帶頭帶的一家人都快要光着屁股出門了，你不害羞我害羞。……”
“呃!唉……你吵個啥呀?我是個共產黨員，我咋能不帶頭呢?”
“算了，共產黨員能值幾角幾分錢?……”
這些話，潘老巖聽起心煩。他只好拿起柴刀扁擔上山。細細一想，卻也不能都怪他的女人思想落後、心胸狹窄、缺乏遠見。這麼多年來，她跟着他過的這些日子確實也夠苦慘了。那些天堂般生活的遠景描繪，在她眼裏是“水中月”“鏡中花”，她要的是實打實眼前的東西。她也會比較，看看周圍同樣是支部書記的人家，她能不抱怨自己的男人“無能耐”“沒出息”?
每一次爭吵之後，潘老巖便更加拼命地幹活。看到丈夫勞累得身子骨架都快要散垮的樣子，她又心疼起來，悄悄藏下一些好吃的東西，煮來給他吃。可是，家裏的那一羣“小土匪”，只要好東西一端到桌上，那七雙筷子就從四面八方一齊往碗盤裏翻、夾，不留半點情面。
“你們，少吃點，留點給阿爸……”他的女人忍不住吼罵起來。
孩子們停下筷子，睜着一雙雙小眼睛望着阿爸的臉色。
潘老巖慢慢站起來，把碗盤裏的東西，全部分到孩子們的飯碗裏，還一邊説：“讓他們吃吧!讓他們吃吧!”
看着丈夫蘸着辣椒水來咽飯，她放下碗筷，再也吃不下去了。
真沒辦法!貧窮、多子女是孿生雙子。潘老巖那體弱多病的女人，在勞動搶工分上不怎麼行，可在生孩子這件事上，卻稱得起是把好手。
“巖支書，你怎麼又生啦?”年輕人有時開他的玩笑説。
“哪是我生的呀，是我老婆!別樣她不行，生孩子確實有本事，我有啥辦法!”潘老巖自我解嘲地回答。
確實，潘老巖也曾在枕頭邊告誡過他的女人：“算了吧，不要再生了。”
可是她不聽。在經歷了幾千年封建社會的中國農村，一個女人不生孩子，或者只生女娃不生男崽，要承受着多大的社會輿論和精神上的壓力呵!她照樣生了，而且表現得那樣的勇敢。一胎又一胎，終於在第七胎，生下個男孩。這時，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彷彿卸下了一副重擔。儘管自家的身體，已經虛弱到連拿起水瓢都感到無力，但那雙桔澀了的眼裏，卻閃射出從來不曾有過的無比幸福的神采。
現在，事情就出現在她那寶貝小幺兒身上，怎能不使她心肝欲裂呢?
她氣憤地走了，背起她那小幺兒到舅舅家去了。那裏有一個出名的草藥醫生，她把給孩子治傷的希望寄託在那草藥醫生身上。她走了，就像任何一個出走的女人那樣，大有不再轉回來跨過這道門檻的勢頭。她走了，懲罰也就隨着降臨到潘老巖的頭上。屋子裏亂七八糟，桌子和板凳調換了位置，豬潲瓢扣到砧板上，筷子落到灰坑裏……這時，潘老巖深深感到家中缺少一個女人，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他一面忙着參加修建民辦大學的房子，一面要料理家務，每天都弄得兩頭黑——天不亮就起來，晚上要到八點過後才吃上晚飯。實在過不下去，一個星期以後，潘老巖決定去把他的女人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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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