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簡介

彭德懷

中文名稱: 彭德懷

又　　名: 原名彭得華 號石穿

生 卒 年: 1898～1974

國　　別: 中國

省: 湖南

生平簡介

彭德懷，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名彭得華。生於湖南湘潭烏石鄉彭家圍子。家境貧苦，僅讀過兩年私塾。1916年3月，入湘軍第2師當兵，不久為班長。痛恨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黑暗統治，萌發富國強兵思想。1919年在連隊祕密組織“救貧會”，1921年任代理連長時，因派會員殺死一惡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機智逃脱。1922年8月改名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一年後畢業回湘軍任連長。1926年任營長，同年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結識共產黨員段德昌，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927年1月於所在營成立士兵委員會，訂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維護士兵權益的會章。1927年10月任團長。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率部在湘鄂贛邊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恢復中共特委組織。年底率紅5軍主力到井岡山，和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4軍會師，所部編為第30團，任紅4軍副軍長兼第30團團長。1929年1月，根據紅4軍前委召集的聯席會議決定，為掩護紅4軍主力向贛南發展，率第30團等部留守井岡山，堅持內線作戰。經與湘贛敵軍20多個團激戰數日後被迫突圍，所部僅餘300餘人，繼續在贛南、湘贛、湘鄂贛邊界堅持鬥爭，期間恢復紅5軍番號，仍任軍長。至1930年5月，紅5軍又發展到六七千人。6月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3軍團，任總指揮，率部在平江擊敗國民黨軍的進攻，乘虛攻入長沙，佔領10日，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大振紅軍聲威。8月在瀏陽永和市與紅1軍團會合，成立紅一方面軍，任副總司令兼紅3軍團軍團長。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央蘇區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中，指揮所部堅決貫徹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發揮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長，在運動中捕捉戰機，迅速果斷殲滅敵軍，屢建戰功。1933年9月被授予一級紅星獎章。1934年1月被補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逐步認識到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員）的指揮錯誤，曾對其提出嚴肅批評。1934年長征開始後，多次率部擔任重大作戰任務。在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後率紅3軍團積極執行新的作戰方針，第二次渡過赤水後，神速回師攻佔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協同1軍團殲滅大量反撲之敵，取得了紅一方面軍長征中第一個大勝利。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西北部會合後，堅決擁護北上抗日的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9月紅1、3軍（紅1、3軍團改稱）和中央縱隊改編為陝甘支隊，任支隊司令員。10月與政治委員毛澤東率部到達陝北。在他指揮紅軍勇猛打退敵騎兵的追擊後，毛澤東曾寫詩讚揚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參與指揮了直羅鎮戰役。1936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與政治委員毛澤東指揮紅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宣傳抗日，擴大紅軍。5月任西方野戰軍司令員，率部西征寧夏、隴東，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10月底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參與指揮山城堡戰役。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副總指揮（後改稱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協助總指揮朱德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取得平型關等戰鬥勝利。10月，與朱德、任弼時向中共中央建議，恢復在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11月，參與制定在華北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部署。此後，在華北敵後領導發動羣眾，擴大抗日武裝，指揮部隊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挫敗日軍“圍攻”、“掃蕩”，同時與製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鬥爭。1940年3月，組織發起衞（河）東和磁武涉林戰役，重創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為了粉碎日軍的進攻和克服國民黨投降的危險，在華北發動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即百團大戰），前後歷時3個多月，進行大小戰鬥1800餘次，殲日偽軍4萬餘人，振奮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統一領導華北敵後的對敵鬥爭、整風學習、大生產和減租減息運動、鞏固敵後抗日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軍民度過抗日戰爭最困難的階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對日偽軍的大反攻。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西北野戰軍（後為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7年3月，國民黨軍23萬人重點進攻陝甘寧解放區時，指揮僅2萬餘人的部隊同敵軍作戰。在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主動撤出延安後，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採用“蘑菇戰術”，使敵軍東奔西突，屢屢撲空，陷於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的困境中，伺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一個半月內，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萬餘人。同年8月指揮沙家店戰役又殲敵兩個旅，挫敗國民黨軍對陝北地區的重點進攻，保衞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1948年春，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以圍城打援戰法殲滅敵軍5個旅，並於4月22日收復延安，從根本上扭轉了西北戰局。1949年指揮第一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18、19兵團，運用軍事進攻與和平談判相結合的方式，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30餘萬人，解放西北5省。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區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討論形勢與決策的會議上，堅決擁護毛澤東關於派兵抗美援朝的主張。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志願軍25萬餘人跨過鴨綠江，在技術裝備處於劣勢、後勤供應極其困難、異國作戰、地形生疏等不利的情況下，與朝鮮人民軍協同配合，迎戰高度現代化和擁有制空權的、以美國為首由16個國家軍隊組成的“聯合國軍”及南朝鮮（韓國）軍隊。戰爭初期，乘敵分兵冒進，恃強驕傲，指揮志願軍以近戰、夜戰、迂迴穿插斷敵後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戰役中殲敵1.5萬餘人，初步穩住了戰局；第二次戰役中乘敵尚不瞭解志願軍的兵力和意圖，先指揮所部後退示弱，誘敵深入，然後猛烈反擊，迂迴敵後，斷其退路，殲敵3.6萬人，收復北緯38°線以北大部地區。在第三、第四次戰役中，指揮部隊前進到37°線附近地區後，及時覺察敵人企圖，果斷停止追擊；在敵全線反撲時予敵重創，而後轉入運動防禦。在第五次戰役中，指揮志願軍並在朝鮮人民軍配合下殲敵8.2萬餘人，粉碎了敵軍在中朝軍隊側後登陸的計劃，把戰線穩定在38°線附近地區，迫使敵軍轉入戰略防禦並接受停戰談判。1951年6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適時提出“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作戰指導原則，採取以陣地戰為主的作戰形式，指示部隊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構築工事，依託陣地，輪番作戰，採取一次殲敵一小部分“零敲牛皮糖”的戰法，積小勝為大勝，以配合停戰談判的鬥爭。並集中羣眾智慧，及時推廣“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禦正面和東西海岸的重點地區築成坑道與野戰工事相結合的堅固陣地防禦體系；推廣狙擊殺敵（冷槍冷炮）活動；推廣小分隊夜襲奇襲“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廣誘敵離開工事後集中炮火予以殺傷“引肉上砧”的戰術等多種創造。在此期間，指揮志願軍以頑強防守與適時進行反突擊相結合的戰法，粉碎了敵人多次局部進攻，大量殲滅了敵有生力量，使戰線逐漸南移。與此同時，還挫敗了敵以切斷中朝方面運輸補給為目的的“絞殺戰”和以製造疫區為目的的細菌戰。1952年4月，因病從朝鮮回國就醫，愈後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顧志願軍作戰。為了促進停戰的早日實現，自1953年7月13日起，建議舉行並指揮了金城戰役，以6個軍對南朝鮮軍堅固陣地進行突擊，殲敵5萬餘人，造成停戰後的有利態勢。7月27日，終於促使停戰談判達成協議。在朝鮮作戰期間，教育部隊尊重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遵守朝鮮的政策法令，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託，主持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根據毛澤東對軍隊建設的要求，確定了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任務，並明確規定了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以及軍政訓練的指導思想，提出加強黨委的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制等。從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軍委其他領導人密切合作，領導實行軍隊組織機構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強技術兵種建設，舉辦各類軍事院校，建立軍事科學研究機構，以及實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軍官服役條例等，使人民解放軍在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從單一兵種到現代化、正規化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使全部軍事工作從戰時狀態轉入平時建設軌道。為了建設鞏固的國防和準備解放台灣，他親自勘察地形，根據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國防築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線的國防工事構築計劃和作戰準備。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對於1958年“大躍進”以後“左”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未被採納，反被認為是“向党進攻”，被錯誤地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隨後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被錯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停止一切實際工作。1962年6月，再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反駁廬山會議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堅持真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被認為是企圖“翻案”，再次受到錯誤的批判和審查，被剝奪了黨員的權利。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成都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仍顧全大局，兢兢業業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嚴重的迫害。他堅貞不屈，於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81年出版有《彭德懷自述》，1988年出版有《彭德懷軍事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