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道德教化，靠單打一不行，必須全方位地營造一種氛圍，使人全身心地受到薰陶和滋養。在其中，藝術就扮演着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這是中國古老的傳統，其實也是當今時代的要求。
孔子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是説《詩經》有誠意正心之功；“無邪”就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詩經》三百零五篇，在體裁上分為“風”、“雅”、“頌”，在表現手法上分為“賦”、“比”、“興”。《毛詩大序》對風、雅、頌做了解釋，謂“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再雲：“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顯然，此三者均含有道德教化之義，要麼直接是教化，要麼是王政之盛衰的鑑誡，要麼是德治仁政的謳歌。孔子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觀、羣、怨的落腳點，在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説到底，它仍然被納人並落實到倫理秩序的強化方面。詩歌能夠潛移默化地陶養人的德性，在誠意正心的環節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所以孔子特別看重並強調《詩經》在挽救世道人心方面的積極意義。
中國文化有着古老的詩教和樂教傳統。孔子説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在人的道德人格成就方面，詩、樂的作用不可小覷。那《詩經》的作用安在？《禮記》雲：“温柔敦厚，詩教也。”《毛詩大序》認為，“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它可以敦化人的性情，和諧人倫關係，改善民風民俗。孔子説：“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的風尚能夠深深地影響民風民俗。
“樂教”的“樂”是廣義的，實則包含一切能夠引發人的審美愉悦的藝術形式。郭沫若在《青銅時代》中言：“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三位一體的不用説，繪畫、雕鏤、建築等造型美術也被包含着，甚至於連儀仗、田獵、餚饌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嶽)者，‘樂’(洛)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感官都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為‘樂’。但它以音樂為代表，是毫無問題的。”《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還説：“德音之為樂”。因為“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流；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這可以説是一種廣義的美育。《樂記》雲：“樂者，通倫理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所謂“反人道之正”，其實也就是“思無邪”的結果和表現。誠如朱熹所説：“聖人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反人道之正”，亦即“盡心知性”而已。人們在審美愉悦中，在內心的感動中，不知不覺被改變了、提升了。這種薰染和陶冶，比那種空洞的説教來得紮實和可靠，故孟子説“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道德説教不如音樂教化那樣深人人心。
據《論語》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子聞盡善盡美的《韶》樂，以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自況道：未曾想到聽音樂竟能達到這樣的程度！音樂的力量，音樂對人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而漢代經學家劉向説：孔子聞《韶》，“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這是説，孔子通過欣賞雅正之樂，不僅僅為了自我拯救，還是為了拯救他人；借用佛家言，即所謂自渡渡人、自覺覺他。
再看中國的書法和繪畫。書法看上去似乎與人格培養並無關係，其實不然。書法講究法度、章法，正書要求橫平豎直、錯落有致，這與做人的道理實則相通。揚雄曰：“書，心畫也。”柳公權亦有言：“心正則筆正。”所以，人們常説“字如其人”；其實也可以反過來説“人如其字”。在一定意義上，一個人寫字的風格，是書者人格濃縮了的形式。在書寫中養成不苟且、不討巧、中規中矩的習慣，對於人格的成就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説，書法的訓練也就是人格的訓練。書法作為審美形式，固有其道德教化的功能。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也是優點。通過長期的書法練習，人的心態和儀態都會逐漸變得端莊和方正，人的氣質和品性得到改變。至於繪畫，同樣如此。
標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名士，大都強調審美的自足性，主張審美同道德教化相脱離，譬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就説：“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嵇康看起來頗有點這樣的氣概：“審美就是審美，其他什麼也不是！”這正是魯迅先生為什麼説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的緣故。然而，有唐一代撥亂反正，恢復“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傳統，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傾向。韓愈高揚“文以貫道”，柳宗元力主“文以明道”，以使審美迴歸正途。
人的道德教化，靠單打一不行，必須全方位地營造一種氛圍，使人全身心地受到薰陶和滋養。在其中，藝術就扮演着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這是中國古老的傳統，其實也是當今時代的要求。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