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範》附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温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閲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閲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説：“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説，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着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鑑，“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説，司馬光着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説：“餘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悦簡要之文，網羅舊説，成一家之言。”這説明他30多歲時，已醖釀出《通鑑》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説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鑑》，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閲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鑑》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鑑》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説：“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鑑》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儘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着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鑑，反映生民休慼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只有真實才有價值，只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鑑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説法和鑑別理由加以逐條説明，著成《通鑑考異》30卷，與《通鑑》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釐”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鑑》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着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制目錄。《通鑑》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鉅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鑑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鑑》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採用連載、主載、附敍、追敍、補敍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醖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系統。這一系統中，《通鑑》以通史成書，便幹“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鑑”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鑑》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敍事，款款寫來，原委瞭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面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敍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歷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贊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鑑》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着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歷史借鑑，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麼多的附論，與《通鑑》的內容取捨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敍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鉅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鑑表》中，他説：“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託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鑑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了”。這不正説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鑑》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鑑，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鑑，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説：“《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鑑》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如今，對《通鑑》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鑑。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鑑》系列著作中，還有《通鑑舉要歷》80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説》、《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着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歷史的必然。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本文作者：崔凡芝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温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閲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閲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説：“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説，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着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鑑，“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説，司馬光着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説：“餘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悦簡要之文，網羅舊説，成一家之言。”這説明他30多歲時，已醖釀出《通鑑》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説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鑑》，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閲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鑑》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鑑》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説：“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