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網上看見所謂品人專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帶民族偏見，應當承認康熙雍正強於明朝皇帝，還道歷代帝王就屬明代最差，事實果真如此嗎？若明朝的皇帝個個昏暴懶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來何以維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數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駕馭羣臣，穩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僅次於萬曆？論到康熙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太祖八天內批閲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親歷親為，又哪裏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藝術，人盡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奮放在個人奮鬥也許是美德，可用於帝王身上則是政體不健全導致帝王必須親歷親為的敗筆。真正偉大的帝王，如劉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個，但只要具備超凡的凝聚力，卻能網羅天下英才盡數為之所用，這才是真帝王。
此位專家還頗為喜愛賣弄學識，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馭百姓鞏固政權(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稱平。上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可是統馭百姓不等於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於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係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裏，強國和利民是統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裏，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並無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他對於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台台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温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複製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如此實用主義的論斷自然招致非議。商君此論，將詩書禮樂，天道人倫至於何地？人與野獸何異？可是請仔細想想，身邊的事情不夠參考就以史為鑑好好照照，人類，尤其是當個別特立獨行的人類湮沒於滾滾人海之中時，何曾跳出過追逐名利的循環？談到法律系統，憤世嫉俗一點我甚至能説，法律，尤其是過於寬鬆的法律，不是給予善類保護，也不是給予惡類警示，而是給予惡類或企圖作惡的人類一個公式計算自己如何能通過卑劣行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路上的司機有幾個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開到多少時速而不被交警攔截？人類在作為一個整體接受評判的時候，為温飽等基本問題困擾的時候，温飽解決之後思索淫慾的時候，享有榮華富貴卻貪心不足的時候，在太多太多的時候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我們就是商鞅筆下的千篇一律。
拋開大眾定律不談，特殊如千古讚頌的人物就能逃脱追名逐利的本性嗎？未必。讀明史認識了方孝儒，那個死忠為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形象，那個寧可被誅十族也拒絕低下高貴頭顱的人物，我想沒有人會不為之動容。我們唏噓於方孝儒的堅貞不移和永樂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誅殺女眷無外充官。可是當我們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歷史環境來看，貫穿他的一生聯繫各類事實來看，卻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因為歷史證明朱棣是一個比朱允炆稱職百倍的皇帝。此種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節節勝利的時候，方先生正在深宮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復古，研究更改官名，應戰不力加上識人不明，此其二過。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時，方先生竟説出誅十族亦何懼的賭氣之言，無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門生的性命，所為何來？還是名聲。名聲他終究是得到了，直到現在人們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喪命的親友家眷呢，卻是永遠地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了。
書生誤國，看來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
為什麼封建專制一口氣兒在中國大行其道20xx多年？那是因為儒家"三綱五常"流毒讓中國人中毒太深；為什麼儒家能夠深入中國人的骨髓和靈魂？僅僅是因為儒家文化獲得歷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廣？難道中國老百姓都是喂什麼吃什麼的病人？現在有答案了，還有法家的幕後黑手在助推！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過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書，咱們也能夠看到了！最近就有這樣一本禁止現世，暴露了中國20xx年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祕。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我們也應當記住，他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主任鮑鵬山。《商君書》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止出現的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後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麼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麼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鬆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裏拴着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
《境內第十九》説，"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這句話意思是説，"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這句話意思是説，"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譯文）
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斬首181萬。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秦軍為何狂殺俘虜？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現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倒退，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爭的機器！文明之師，豈能是野蠻之師的對手？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説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劉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鐗——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祕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裏，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麼中國曆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麼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麼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麼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麼中國官員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雙重責任？為什麼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麼中國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麼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為什麼歷朝歷代中國不允許老百姓擁有兵器？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沒有財產給後人繼承？為什麼中國曆朝歷代禁止民間習武？為什麼中國功夫師徒傳承要有嚴格的師徒關係（背叛師傅要清理門户）？為什麼秦朝之後（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麼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裏。得勢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變種——為了一己私利揮刀自宮的奴才法家。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後操縱着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法兒整人的；中國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國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國人整愚了！兩者沒一個好東西！
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後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薰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人沒有ji督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自我瞭解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崙，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佔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讚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屍"。但他們都獲得後世連綿不絕的讚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讚美商鞅，是替皇帝説話？還是替老百姓説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説的；對民眾來説，《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後，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發動的26次運動全是此書的影子。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説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註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恆的燈塔照亮着後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於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並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於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覆對比論證，並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並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係並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係，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説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户’”。
論點間的關係不可謂不鬆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裏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後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説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文字的複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並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後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後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於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後世學子，臉上還帶着“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祕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户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註大家的原因罷。至於中國後世如於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於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於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麼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於什麼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後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麼中國人的人權在哪裏？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於人權之論，至於“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於是，我帶着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註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籤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於非黑即白的評論，彷彿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説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後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着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於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説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於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於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於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後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衝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着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範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裏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裏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願意和別人交流溝通，瞭解別人的意圖並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註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説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於一味只想説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遊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裏，學術研究無異於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閒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裏，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並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並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温牀。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慾無求，而且忠於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註者高亨那樣讚的商鞅多麼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麼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註定要承受後人的大褒大貶的。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於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況且犧牲的是法律定義有罪之人）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千千萬萬的無辜（法律定義）子民。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道德定義為無辜，法律定義為有罪）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説，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至於秦後來施行的所謂暴政和秦二世的昏昧荒淫導致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災難而並非商君所願。
商君值得批判的地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説，百家爭鳴，貿易互市，興辦科教都是有利社稷的活動，為了人民專心務農而全部取締自然也是不合適的。物極必反，任何一方面過分發達自然都會限制其它方面的發展，從而帶來某種災難。宋朝重文抑武，文化發展璀璨而獨樹一幟，卻在金人的鐵蹄之下只能龜縮在江南一隅，使得北方百姓飽嘗戰亂之苦，其功過也是兩説的。
人類文明只能在不斷的嘗試和修正中前進發展，當然所謂的前進發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勢力的較量中不斷有佔領上風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為自己服務罷了。而前進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則源於前人的經驗教訓，這也是研究歷史的價值所在。後人沒有權力在知道事態結果，或是隻看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去指責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這種沒有多少歷史可以參詢的前人；商君的後人又有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後人所指責呢？
附上非常喜歡的大秦帝國歌詞一首：
涇水清渭水黃是誰泛舟五湖上挽起女兒一抹霞挽不住西山墜斜陽天蒼蒼地茫茫是誰暗夜唱秦腔花旦跟着老生走一半嫵媚一半悲涼狼煙邊關起上馬披戰衣今生無緣今生別來生老槐樹下還等你大風起兮雲飛揚四海縱橫本無疆懸崖勒馬的是將懸崖不勒馬的是王
傳説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於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並進一步指出“聖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幹”。並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麼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説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於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蝨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於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後，秦代的後繼之君問於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説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後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後來國君者中只有對於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於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裏面對於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於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採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書中對於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於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於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説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於國家來講會有危機。於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於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於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於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於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商君對於人民的體察
對於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於處於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於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於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於無賞；明刑之猶，至於無刑；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在這裏，商君對於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於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於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於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聖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繫更加緊密。於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於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於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於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於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的思想
最後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於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並不能徹底的根除，於是商羣採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係或者新型社會關係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採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為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範思想行為，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麼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於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