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一些啟發後，有這樣的時機，要好好記錄下來，如此就可以提升我們寫作能力了。你想好怎麼寫心得體會了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在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書中着重寫了萬曆皇帝、改革家張居正、調和者申時行、清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六人的事蹟和思想，從正面或側面描繪了該王朝的面貌，讓今人讀來，能夠感知那個年代，也對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一個較為直觀的認識。
對明王朝道德的認識：
明王朝沒有西方一樣強大的宗教力量，他們只有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規範着帝國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為指導人們的唯一的道德標準，進而成為治國標準。道德規定着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的行為和思想。地方鄉紳自治用傳統道德為標準;官員判案以“四書”為準繩;皇帝欲廢長立幼也要受到倫常的制約。道德綱常為國之根本，它不僅可以指導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國，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沒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會的腐敗容易滋生，腐敗者本人，多數為人治的執行者。
對明王朝政治的認識：
儘管明王朝的皇權在歷朝中已經非常強大，但是書中則反覆強調文官集團和皇權的博弈，文官集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萬曆皇帝坐姿不雅，他們會立馬批評，萬曆皇帝喜愛書法，他們會加以限制，萬曆皇帝欲立三皇子為太子，他們則堅決反對。以至後來萬曆僅為皇權的象徵，其權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約。萬曆本人可以免去或誅殺冒犯他的文官，但卻對整個文官集團無能為力。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因缺乏調和者而導致萬曆長達二十年的消極怠工。
《萬曆十五年》給予我的啟示：
1、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2、一個國家體制僵化，發展停滯，沒有活力，必須改革。成功則興旺發達，不徹底則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敗則墜入深淵。
3、人有兩面性，陰面和陽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書五經的原則來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歷史自古就是強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獄，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
5、當皇帝也有當皇帝的無奈，萬曆皇帝雖然為一國之君，但其實活的也很不自在。
我曾經以為《萬曆十五年》會是一幅宏篇巨構的歷史，就算不滿眼艱澀的文字，也該是難逃作者的主觀臆斷落了下乘(這也是我不喜歡讀歷史評論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夠客觀)。但顯然，是我胡亂猜測了。
這本書初讀顯得瑣碎，你甚至不覺得它多有文采，就平淡無奇的講一個故事，甚至有點無聊。
但到了後面，你開始被它吸引，於平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過去，竟有點欲罷不能。
看書喜歡窺探作者的三觀，企圖找出作者的狹隘和洋洋自得。然而這次只看到作者對歷史的悲憫、清醒的目光以及高遠的'視野。這絲毫不誇張的文字，突然讓我懷疑：是作者沒有斐然的文采，還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靜靜地講好一個故事?
再説故事。
我們總宣揚人定勝天，認為這樣才算英雄，作者卻讓我們看到到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歷史大車輪下，很多人物被裹挾着前進，根本無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會失敗，只是難如登天!自動開啟hard模式，何苦?
歷史人物也是人，不是歷史課本里的寥寥數語，萬曆皇帝，海瑞，戚繼光，張居正，他們未必沒有爭過，沒那麼高尚，也沒那麼不堪，但最終也未能扭轉歷史的潮流。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黃仁宇一生經歷了太多，對歷史有一種天生的悲憫和冷靜，者註定了這本書的成就：很多人寫史讀史，卻最終陷入偏見，客觀是最基本卻最難做到的。黃的高度，黃的經歷，足以讓很多人説一聲佩服，讓很多人汗顏。
至於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沒有了興致，罷罷罷，不講了。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為一個傳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為有血有肉。面對這個污濁的世界，海瑞以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認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塗的，事實證明，徐階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張居正也看到了，他們不但看到了問題，還有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罵而已。當他回顧他的做官史，他還是一個小小教諭的時候，面對知府的視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筆架”。縱觀他那沒有一絲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稱其為“自然經濟的忠實擁護者”。當他成為户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他敢於直接向皇帝上奏，説他一意修煉成仙;竭盡老百姓的脂膏，濫興土木;二十多年不臨朝，法規紀律鬆懈。官吏貪贓枉法，胡作非為，老百姓無法生活，水旱災害時常發生，盜賊四起而且越來越厲害。
陛下試想當今的`天下，是什麼樣子啊?連嘉靖看了都連連搖頭，説：“這個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紂王。”看到了帝國的黑暗，只是一個義憤填膺的勇士，卻不是一個好的執行者。他的身份作為一個傳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為有血有肉。從始至終，他只是一個傳奇的榜樣，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洋洋灑灑近三十萬字的《萬曆十五年》今天終於讀完了。一部歷史書竟能讓我如飢似渴、手不釋卷地讀完，連我自己都感到些許詫異。一部書只寫了一年 ——萬曆十五年，寫了幾個人，寫了幾件事，場景不可謂不小，正如該書作者黃仁宇所言：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聽人言，大師就是能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比起許多鴻篇大作，《萬曆十五年》實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卻濃縮了整個中國歷史的興衰成敗，以小見大，知微見著，將整個中國歷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彷彿讀完這一年，頃刻間便能在讀者的腦海中建構起清晰的歷史脈絡一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以知一葉而知全秋的寫法，將整個中國歷史映耀腦海。同時黃仁宇先生的文學化寫法，使讀者絲毫感覺不到乾巴枯燥、索然無味的歷史書，而是在品味小説，鑑賞詩詞般，一瀉千里地讀完。讀完後還感覺脣齒留香，餘香滿頰。細細玩味着，淺淺嘗茗似的，在腦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簡直就是在品嚐一道大廚精心製作的文化大餐。
當我們品味這道美食時，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並不能歸咎於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錢穆先生曾説，中國的國家是國與家的結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是具有絕對權威的。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內户主具有權威是生理中產生的，而君臣關係則是一種社會關係，儒家的“仁”很好的調和了箇中矛盾，使得家國一體。家是一國，國是一家。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萬曆皇帝是具有絕對權威，自己可以隨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張居正、申時行等代表的士官階層對皇權卻是一種無形的'鉗制。這與西方的三權分力是不同的，三權分力講究平等，而一士官階層對皇權的鉗制則是不平等的。士官對皇權要盡忠、盡孝、盡義，是為了輔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給予的拘束。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而士官對自己也是從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了。每個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從這裏看，張居正死後被諫，乃至於被鞭屍，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佔據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可以用於治國，孝可以上升為忠。觀其《萬曆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萬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圖。它就是一隻張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獸。它要吃人，它將人變成怪獸。張居正死後被吃，海瑞被吃，申時行被吃，戚繼光被吃……還有無數人都被這張沾滿鮮血，腥臭無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魯迅先生所説：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這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
1587年，在大明帝國的歷史上是稀鬆平常的一年。這一年沒有大事發生，一切都如帝國既定的設想一般，嚴絲合縫地運轉着。
然而也就是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艦隊已經全部出動徵英，一個新的時代正拉開帷幕。
何以明朝在這樣的洪流中停下了腳步，致使後來幾百年間中國的封建社會在風雨中色厲內荏，搖搖欲墜呢?黃仁宇寫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滿創造力卻囿於高牆之內，心灰意冷轉而不問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極人臣，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卻中道身故的`首輔;一位剛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終調任閒職無法施展的官員;一位革新戰術大勝敵人，卻最終失勢淡出政治的大將;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時代，以自我犧牲結束生命的文人。
當我們還相信依靠個人天賦和努力能人定勝天的時候，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擊碎了有關這個朝代的幻夢。勵精圖治與耽於聲色，克己奉公與徇私舞弊，推陳出新與墨守成規，並沒有結局上的區別。這並非能夠怪罪到個體的身上，而是因為這個時代已經在歌舞昇平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盡頭。
一個疆域遼闊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團為核心，在經濟上則以小農經濟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後的儒家學説作為指導，以道德作為最高準則，對於法度則輕描淡寫，甚至依賴宗教和神祕的力量來維護社會機構的運作，集體無意識的陰影籠罩在這個王朝的上空。
在這樣的模式下，維護穩定是最重要的事。為此，這個還沒有意識到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的帝國，秉持着慣有的習性，亦步亦趨地遵守禮儀，犧牲少數羣體的利益，驚懼新的技術和新的法則。
物質文明往前發展，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勢必發生動亂。
四海昇平的萬曆十五年，暗流已經在潛層湧動。從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書立説的異端，他們的生命走到這一年交織在一起打了一個結，往後再延續也受到這個結的影響，大歷史亦如是。
讀歷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為鑑。太陽底下無新事，怕只怕當局人眼前迷霧重重。自勉。
很早就聽説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薦，但一直沒有機會閲讀，畢竟是歷史方面的書，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間偶然機會借到這本書，用了1周多的閒散時間閲讀完。
本書是美籍華人黃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經出版了英文版本，本書不單單是一本歷史書，書中通過歷史文獻的研究從財政、人事、軍事、政治、哲學、階級等多個解讀來解讀明朝歷史上“無關緊要”的一年。
在書中黃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歷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歷史觀來研究歷史(大歷史觀提倡“將歷史的基點退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在這本書中就是通過研究萬曆年間6個主要人物作為橫截面來研究整個明朝，甚至整個封建社會。
閲讀時感受比較深的有以下幾點：
1、封建制度越來越登峯造極，皇帝越來越淪為一個符號或者“牌位”。這和之前上學時學歷史和平時看書看到的結論不同，之前的觀點是明清兩朝中央集權達到頂點，明朝廢除了丞相，清朝設立了軍機處，只是作為皇帝的顧問和行政祕書，皇帝的權威得到了無上加強。
在本書中提出的觀點確是皇權在封建社會後期更多作為一個象徵出現，真正起到統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團，這些文官集團用儒家經典對皇帝的任何行為舉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規定，皇帝在公開場合翹個二郎腿也會受到文官集團的勸諫。文官集團不要求皇帝有多麼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鋭意進取，只需要作為一個表徵在那裏就可以。
2、認識到了更豐滿的歷史人物。中學時的歷史教科書在描寫或評判歷史人物時往往一筆帶過，如果我們只通過歷史教科書來了解歷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窺豹了。中學以後通過網絡、圖書也瞭解了一些歷史人物，但這些瞭解都很片面，缺乏專業性。
在書中的6個人物中，比較感興趣的是張居正，戚繼光，這兩個人物耳熟能詳，在看本書之前也在別的地方聽説過兩位的大名，但是還比較淺顯，印象中他們都是為當時朝代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物。尤其是戚繼光抗倭勝利還有一種民族自豪感在裏面，理所當然認為戚繼光是大英雄，大豪傑。
看了本書之後才對兩位名人有了更豐滿的認識，他們不僅有光輝偉岸的一面，也有在當時環境和自身條件約束下“陰”的`一面。張居正作為萬曆朝的首輔，
萬曆皇帝的老師，深得皇帝信任，大權在握，為改革財政制度，支持軍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生活奢華、任人唯親、不擇手段等為當世文官集團所不齒的劣跡。
戚繼光作為明朝中後期最為重要的軍事將領，創立新軍，創新軍事技術、整肅軍紀，清剿了東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時他的專橫跋扈，對首輔張居正的密切接觸也廣受詬病。但是戚繼光仍然作為最重要的軍事將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書中對戚繼光的描寫有一句話很中肯，“戚繼光的才能不是説徹底變革當時社會制度，而是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環境下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閲讀時發現另外一點，書中幾乎所有的數字、對話和任務關係都有相應的文獻支持，書後長長的參考文獻列表足以證明著作的專業性。
當然了，由於自己沒有受過專業的歷史學訓練，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對本書提出更專業的解讀。書中一些説法和結論還需要多次閲讀、思考和推敲。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作者選取萬曆十五年作為一個分界線，介紹了神宗萬曆，首輔張居正，申時行以及清官海瑞，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人的經歷，挖掘出這些看似風光的人物各自的經歷中隱含的的悲劇，從中看出他們所處的大明王朝表面繁榮下的無奈。
關於明朝，説句慚愧的話，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是寫的萬曆年間的事情，我對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萬曆是明朝的一個皇帝，明朝有段時間是萬曆年間而已。至於戚繼光，李贄，海瑞，張居正這些人在看這本書之前也只是知道他們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們其實是一個時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實中國古代對於社會機制的設計已經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動作。下面的文官機制也能基本上照常運行，它已經將自身內部的人訓練成了它自己的齒輪，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或者某幾個人的不合作就亂了套，哪怕這個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萬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認識到裏面幾個真實的人。在黃仁宇先生夾敍夾議的文字裏，我看到了他們內心的掙扎。印象最深的是萬曆皇帝，書裏雖沒有萬曆心理活動的描寫，但作者對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還是把萬曆個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現出來了，雖貴為天子，但他終其一生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很多時候，他企圖用個人的力量和傳統習俗做抗爭，但強大的阻力將他推回。
萬曆在十歲那年登基成為大明帝國的主宰，由於年紀尚小，大部分的決定背後都有張居正的協助。他曾經勵志做一個聖明的皇帝，但得知張居正的真實面目之後，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師矇騙了這麼久，他的世界觀受到了強大的衝擊，在隨後數次與朝廷文官的爭鬥中，也讓他心灰意冷。他發現了自己雖貴為九五之尊，但實質上不過是封建禮教的一面旗幟，是文官集團為了保護其所有權而創造的符號象徵。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者尚且如此，這個王朝還能走多遠呢？
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已死，死後被大清算，家產抄了，兒子革職，所有的榮耀都被剝奪，甚至差點開棺戮屍。一個厲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舉國的重大決策的.大權，卻淪落至此，子孫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榮耀多尊貴，現在就有多卑微，多慘淡。
其實張居正所厲行的改革，總的來説，對明朝還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權重和鋒芒畢露，威脅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遷，於是反張派必除之而後快，張居正怎麼也不會想到，是他親手為大明帝國走向衰敗埋下了伏筆。
讀史思今，時至今日，凡有爭議之事發生，道德就時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卻是陌生的，我們很少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道德卻成了人們口中的輿論導向和判斷是非的標準，由此觀之，這和幾百年前的萬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卻有教化之處。然而，受過教育的人應有獨立之思想，能夠明辨是非。願你我能以史為鑑，審視自身和社會，不做隨波逐流的跳蚤。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命運。我覺得這句話適用於這本書裏面的每一個人。
黃仁宇的這本《萬曆十五年》，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讀起來有如在讀一本小説。他的文字雖然通俗，文筆也不失生動，卻在深入淺出中演繹了深刻的道理，字裏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寫作開闢了一塊新的天地。每一位閲讀這本書的人都會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並不是只有歷史書上才真正靈動、有趣。
讀到張居正時，我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當時，張居正搞經濟體制改革，在道德立國的環境下，試圖改變文官系統，以效率代替道德倫理對官員進行績效管理，卻得罪了全體官員，招致死後兩年被抄家。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希望通過誠意感化官員們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卻因為立太子一事被迫辭職。海瑞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卻僅憑一人之理想，干預境內的農田所有權，同時損害了地主和農民的經濟利益，而被迫辭職。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採用現代軍事理念管理軍隊，並且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張居正倒了，戚繼光也跟着被革職。李贄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義，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最後選擇了自殺。作為他們的統治者萬曆皇帝，實際上也失敗了，雖然貴為皇帝，他並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宮到各地視察，不能將自己喜歡的兒子立為太子，甚至不能決定死後和自己喜歡的'嬪妃葬在一起，於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從他們身上，我們清楚地看到，整個明代社會在發展，但是國家管理系統卻保持原樣，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視為異端。所以那些歷史人物雖然努力想作出改變，但在整個一成不變的體制面前卻只能碰壁，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
以史鑑今，通過讀《萬曆十五年》，我們瞭解到，法治與德治在中國自古就是一對矛盾，當今中國正進入社會轉型期，改革所產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們居安思危，時時去撥開安定的表象，看清這個時代的脈絡和架構。這也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不要片面瞭解歷史的一部分內容，只有這樣我們才知道每個人物與每個朝代又為何會發展成這樣。
——我們無奈與幽暗，也儘量做到讓幽暗無奈於我。
這本書——《萬曆十五年》是無意間發現，起初是以為與大明王朝一樣，是小説，是演繹，後來卻發現不是這個樣子，如作者所言，這本書既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報，也不能算嚴格意義的商業產品。
作為一個多年旅居國外的華人，文字的寫作風格已經深受影響，中國人做的史書多數很隱晦，雖不至於像段子裏講的，中國的史書裏除了名兒是真的，情節全是假的，但是讀起來總感覺懸在空中，紀傳體由司馬遷發明，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武俠小説的起源。這本書的文風平淡如水，婉婉道來，但是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帶着茶末的水，總感覺沉沉悶悶，但是又説不出哪裏有問題，就如同書裏的'那些主角一樣，在大道德的規範下，都低着頭，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頭頂一層厚厚的雲層，這就是這本書整體的感覺。
作者的大歷史觀，要放到什麼樣的視角去看待歷史的變遷，王風起於青萍之末乎？還是客觀的事物規律有其必然解決，這本書裏對於現狀我看不到解決的方式，太多的無奈可奈何，太多的無能為力，最終只能被歷史的洪流推動着，最終被碾為粉劑，唐宋元明清，秦皇漢武，唯獨這個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邏輯思維有幾期節目講的就是這個大明，有意思，可以看，這本書，也值的一看。
最近看完了《萬曆十五年》，明朝萬曆年間的重臣，張居正、戚繼光、申時行、海瑞……無一不以悲劇收場。甚至萬曆自己，在這種文官集團體制之下，也只能無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種強大體制慣性所帶來的悲哀。他們每個人都各有特點，亮光閃閃，也試圖做出改革，但最終失敗，大部分人還落得個革職、入獄、自殺的下場。一羣文官為了整個集團的平衡，國家的武備、科技的革新、商業的發展都陷於停滯。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後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曆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着重挑選具備後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峯，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峯。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後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僱傭關係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製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於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下部書準備看看《彩色歐洲史》。
明史有“税重民窮”之説。如果意在説明當日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税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同期英國税收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等。“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税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遼闊，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着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類似“潛水艇肉夾麪包”——上面是一塊長麪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麪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張居正精明能幹試圖經濟改革，申時行中庸誠信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奉行儒家傳統道德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實幹主義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李贄清高矛盾試圖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觀，結果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就連九五之尊的萬曆皇帝，本有中興之願，但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形象反轉，天子家事又屢被臣下干預，眼看死後都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並肩長眠，早已厭倦在各種典禮上充當木偶的他也終於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徵在於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其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説，都是空前未有。意識形態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計較個人私利，講求奉獻和犧牲，鄙夷物質利益。這樣，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着體制上的欠周全。
單一意識形態體制所造成的困局還表現在，它不能承認自己自己存在問題，因為懷疑終極價值，就等於懷疑一切的基礎。如此往復，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執行者想到的第一個答案必然是掩蓋之。在這個體制之下，因為終極價值理論上的不可懷疑和體制事實上的漏洞百出，整個體制事實上已經淪為一個形式：人人都在用陽的一面，也就是終極價值來掩蓋自己的陰的一面，也就是個人私利。當社會日趨參差多態之時，體制所要求的單一化，同質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齊劃一的集體開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入死衚衕，其必然碰壁。當現實基礎嚴重脱離體制時，體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強行將現實拉回原初的設定狀態。但是構成體制本身的官僚階層自身已經發生了改變，其行為也有所偏差，最後的結局必然是體制的分崩離析。
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既無資本主義發展的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距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職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標準，則前後想通。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繫着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考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更為脱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後，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去裏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技術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底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而潛水艇夾肉麪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氣地理關係的影響。
自小讀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的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為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機構作為行政基礎。
傳統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家學説及佛教的影響，但是因為它國家低處重洋，對外安全，無須中央集權，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國內組織已經商業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最後出頭露面而已。
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進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額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於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中國立國以來以貧民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複雜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為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髮夾、到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成能亦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變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於戰爭。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