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歷史故事

歷史故事以生動的語言描述、曲折的故事情節還原歷史的真實情景,揭露歷史的動態過程,描述歷史人物的內心活動,豐富歷史事件的內容,這對於改變歷史課程的枯燥性,促進歷史理論教學的深入淺出具有重要意義。以下是本站小編精心整理的晉朝歷史故事，希望能夠幫到你!

晉朝歷史故事篇一：西晉八王之亂教訓

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留下了一個統一僅20xx年的龐大帝國和一個“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晉惠帝。不幸的是，這個痴呆皇帝偏偏有一個又醜又兇、狠毒無比的皇后賈南風。晉武帝死後第二年，賈南風就與楚王司馬瑋合謀，殺死了晉武帝的老丈人、輔政的太傅楊駿，由此拉開了中國歷史上最無情的權力爭奪戰、歷時20xx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的序幕。

楊駿死後，朝政為汝南王司馬亮和衞瓘所主持，賈南風先是指使司馬瑋殺掉司馬亮、衞瓘，隨即又矯詔殺了司馬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賈氏一黨志驕意滿進而廢殺太子之時，趙王司馬倫與孫秀借為太子報仇之名，矯詔廢殺賈南風，除盡賈氏一黨。司馬倫專掌朝政後，仍不滿足，索性篡位自立。緊接着，齊王司馬冏聯合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起兵，滅掉司馬倫一黨，迎晉惠帝復位。不曾想，司馬冏獨攬朝政的位子還沒坐熱，僅過半年就被長沙王司馬乂所殺。然而，司馬乂重演司馬冏故事，掌權沒多久旋即被司馬顒、司馬穎以及東海王司馬越所滅。

這一次，上位的是司馬穎。接下來更亂，先是司馬穎為司馬顒所敗，再是司馬顒在與司馬越的對峙中敗下陣來，“八王之亂”最後以司馬越的獲勝而告終。不過，司馬越也並未笑到最後。“八王之亂”不僅耗盡了西晉的人力、物力、財力、兵力，也幾乎滅盡了西晉的精英集團，正當西晉內亂不已之時，劉淵等趁亂起兵，中國歷史進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專權五年之後，司馬越在一片內憂外患中死去，屍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屍，宣告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亂”堪稱中國歷史上權力鬥爭的集中寫照和縮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殘，朝政失綱，後宮失序，爾虞我詐，朝雲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今天你殺人，明天人殺你，殺人的人再被人殺，一直到全部殺光為止。在這場權力爭奪戰中，無論賢愚，不分長幼，都如飛蛾撲火般爭相湧進權力的漩渦中心。比如，趙王司馬倫，儘管“素庸愚”、“頑鄙無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權力乃至對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識如陸機，雄豪如劉琨，才華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賈氏黨人賈謐“二十四友”之中，為人所詬病。賈氏一黨敗亡，“二十四友”雖然雲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誅外，其他人仍未從權力鬥爭中抽身而退。陸機兄弟不聽顧榮“還吳”勸告，先依司馬穎，又被司馬穎所殺，留下“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的長歎。劉琨先結附於司馬倫，後依違於司馬冏，若不是後來戰歿沙場，亦難不讓人指為追逐權力之輩。可以説，權力如同一劑春藥，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勢，不明事理，前赴後繼，執迷不悟，義無反顧。

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屬於清流時望之士，在掌握權力之後，彷彿馬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甚至讓人感覺，他們掌握權力的過程，就是“變質”的過程。比如，司馬亮史稱“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專權，則權歸私門，“冠蓋車馬，填蓋街衢”，頓失時望。又如，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因眾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然而一旦專權，則“驕奢擅權，大起府第”，“耽於宴樂”、“沉於酒色”，“中外失望”，以至敗亡。再如，司馬穎“器性敦厚”、“眾望歸之”，然而一旦專權，則“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司馬)冏時”，尤其“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又如，司馬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專權，則“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跡，四海所知”，同樣“大失眾望”，最後憂懼而死。權力又如同一劑毒藥，感染了每一個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難以清醒，難以掙脱，猶如杜牧在《過秦論》中所説，“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總之，權力真是個壞東西，不管是誰，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錯亂。

當然，權力既不是春藥，也不是毒藥，與其説權力是個壞東西，不如説不受制約的權力才是個壞東西。回過頭來看八王的競相登場，每個人在出場之前無不躊躇滿志，然而一旦掌握權力後其表現卻又無不令人大失所望。這不禁讓人想起馬克斯?韋伯所説，與其將權力建立在個人魅力的“卡里斯瑪”權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權威之上。儘管這種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瑪型政治那樣激動人心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然而卻更穩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預期性。人性總是有弱點的，有弱點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約的權力，想不變質都難。與其將權力的運轉寄希望於個人威權的自制(或者説開明專制、仁慈的獨裁者等)，不如寄希望於制度的約束。這是因為，個人威權的不可預測，根源就在於我們無法寄希望於其道德品性——事實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個人的威權當然可能使事情變好，然而更多的情況卻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總之，權力這個東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亂，關鍵在於是否將它鎖進籠子裏，讓它戴着制度的鐐銬跳舞，而不是過於相信掌握權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會有“八王之亂”這樣不斷重複的歷史悲劇了。

晉朝歷史故事篇二：李特的流民大營

西晉的腐朽統治和混戰，給百姓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加上接連不斷的天災，許多地方的農民沒有糧吃，被迫離開自己的故鄉，成羣結隊到別的地方逃荒。這種逃荒的農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關中地區鬧了一場大饑荒，略陽(治所在今甘肅天水東北)、天水等六郡十幾萬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個氐(音dī)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間有捱餓的、生病的，李特兄弟常常接濟他們，照顧他們。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離開中原地區比較遠，百姓生活比較安定。流民進了蜀地後，就分散在各地，靠給富户人家打長工過活。

益州刺史羅尚，卻要把這批流民趕回關中去。他們還在要道上設立關卡，準備搶奪流民的財物。

流民們聽到官府要逼他們離開蜀地，想到家鄉正在鬧饑荒，回去也沒法過日子，人人都發愁叫苦。

流民們向李特訴苦，李特幾次向官府請求放寬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聽到這個消息，感戴李特，紛紛投奔他。

李特在綿竹地方設了一個大營，收容流民。不到一個月，流民越聚越多，約摸有兩萬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設營收容了幾千流民。

李特收容流民之後，派使者閻彧(音yù)去見羅尚，再次請求緩期遣送流民。

閻彧來到羅尚的刺史府，看到那裏正在修築營寨，調動人馬，知道他們不懷好意。他見了羅尚，説明了來意。羅尚對閻彧説：“我已經准許流民緩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訴他們吧!”

閻彧直爽地對他説：“羅公聽了別人的壞話，看樣子恐怕不會饒過他們。不過我倒要勸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看起來是軟弱的，您若逼得他們無路可走，眾怒難犯，只怕對您沒有好處。”

羅尚假惺惺地説：“我不會騙你，你就這樣去説吧!”

閻彧回到綿竹，把羅尚那裏的情況一五一十告訴李特，並且對李特説：“羅尚雖然這樣説，但是我們不能輕信他，要防備他偷襲。”

李特也懷疑羅尚的話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組織起來，準備好武器，佈置陣勢，準備抵抗晉兵的進攻。

到了晚上，羅尚果然派部將帶了步兵、騎兵三萬人，偷襲綿竹大營。

晉軍進入李特的營地，李特故意鎮靜自若躺在大營裏。晉將自以為得計，一聲號令，叫兵士猛攻李特大營。

三萬晉軍剛進了營地，只聽得四面八方響起了一陣震耳的鑼鼓聲。大營裏預先埋伏好的民，手拿長矛大刀，一起殺了出來。這批流民勇猛無比。一個抵十個，十個抵百個。晉軍沒有料到流民早有準備，心裏一慌，已經沒有鬥志，被流民殺得丟盔棄甲，四散逃竄。兩三個晉將逃脱不了，被流民們殺了。

流民們殺散晉軍，知道晉朝統治者不會罷休，就請求李特替他們作主，領導他們抗擊官府。

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領一商量，大家推李特為鎮北大將軍，李流為鎮東將軍，幾個流民首領都被推舉為將領。他們整頓兵馬，軍威大振。過不了幾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廣漢，趕走了那裏的太守。

李特進了廣漢，學漢高祖劉邦的樣子，宣佈約法三章，打開了官府的糧倉，救濟當地的貧苦百姓。流民組成的軍隊在李特領導下，紀律嚴明。蜀地的百姓平時受盡晉朝官府的壓迫，現在來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來，怎麼不高興。民間編了一個歌謠説：“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羅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裏勾結當地豪強勢力，圍攻李特。李特在奮勇抵抗之後，戰敗犧牲。他的兒子李雄繼續率領流民戰鬥。公元320xx年，李雄自立為成都王。過了兩年，又自稱皇帝，國號大成。後來到李雄侄兒李壽在位時，改國號為漢。所以歷史上又稱“成漢”。

晉朝歷史故事篇三：太平盛世

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滅吳後改元太康，並將這個年號一直用到公元289年。在此期間，他重視農業，發展經濟，百姓過上了小康生活，國家一派盛世景象。於是，史學界稱之為“太康之治”。

太康年間的經濟繁榮，是從土地制度改革開始的。

曹魏時期，由於連年戰爭的需要，推行的是大規模的屯田制，即由士兵、農民墾荒種地，為軍隊解決糧食問題。到曹魏末年，這種制度已遭到破壞，並導致農業荒廢，國庫空虛，百姓沒有土地，生活極其窮困，而達官貴人則可以無限制地霸佔土地。比如一個很不起眼的“雜牌將軍”，就可佔有良田幾百頃。他們對農民肆意盤剝，更加深了農民的苦難。

司馬炎下定決心，要解決土地問題。為此，他“罷州郡兵以歸農”，並頒佈了佔田制，以使農民可以合法擁有自己的土地。當時，人們的年齡都有分組：男女16歲至60歲為正丁;13歲至15歲、61歲至65歲為次丁;12歲以下為小，66歲以上為老。根據佔田制的規定，每名丁男可佔田70畝，丁女可佔田30畝。當然，他們也有交税的義務，如每名丁男繳50畝税，丁女則繳20畝税。農民墾荒種地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很快他們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當時，司馬炎還設有“常平倉”，豐年按適當價格拋售布帛，收購糧食;荒年則按適當價格出售糧食，穩定糧價。誰想囤積居奇，幹些投機倒把的勾當，門兒都沒有!《晉書·食貨志》中曾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税均平，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幹寶在《晉紀·總論》中也描述了太康年間的繁榮景象，説當時“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有人會説，想達到“天下無窮人”的理想境界，談何容易?這恐怕是吹牛吧!但這句民諺足以説明司馬炎關注民生，政績不俗。他開創的“太康之治”，已把西晉王朝推向了一個巔峯。

歷史故事以生動的語言描述、曲折的故事情節還原歷史的真實情景,揭露歷史的動態過程,描述歷史人物的內心活動,豐富歷史事件的內容,這對於改變歷史課程的枯燥性,促進歷史理論教學的深入淺出具有重要意義。以下是本站小編精心整理的晉朝歷史故事，希望能夠幫到你!

晉朝歷史故事篇一：西晉八王之亂教訓

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留下了一個統一僅20xx年的龐大帝國和一個“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晉惠帝。不幸的是，這個痴呆皇帝偏偏有一個又醜又兇、狠毒無比的皇后賈南風。晉武帝死後第二年，賈南風就與楚王司馬瑋合謀，殺死了晉武帝的老丈人、輔政的太傅楊駿，由此拉開了中國歷史上最無情的權力爭奪戰、歷時20xx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的序幕。

楊駿死後，朝政為汝南王司馬亮和衞瓘所主持，賈南風先是指使司馬瑋殺掉司馬亮、衞瓘，隨即又矯詔殺了司馬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賈氏一黨志驕意滿進而廢殺太子之時，趙王司馬倫與孫秀借為太子報仇之名，矯詔廢殺賈南風，除盡賈氏一黨。司馬倫專掌朝政後，仍不滿足，索性篡位自立。緊接着，齊王司馬冏聯合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起兵，滅掉司馬倫一黨，迎晉惠帝復位。不曾想，司馬冏獨攬朝政的位子還沒坐熱，僅過半年就被長沙王司馬乂所殺。然而，司馬乂重演司馬冏故事，掌權沒多久旋即被司馬顒、司馬穎以及東海王司馬越所滅。

這一次，上位的是司馬穎。接下來更亂，先是司馬穎為司馬顒所敗，再是司馬顒在與司馬越的對峙中敗下陣來，“八王之亂”最後以司馬越的獲勝而告終。不過，司馬越也並未笑到最後。“八王之亂”不僅耗盡了西晉的人力、物力、財力、兵力，也幾乎滅盡了西晉的精英集團，正當西晉內亂不已之時，劉淵等趁亂起兵，中國歷史進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專權五年之後，司馬越在一片內憂外患中死去，屍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屍，宣告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亂”堪稱中國歷史上權力鬥爭的集中寫照和縮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殘，朝政失綱，後宮失序，爾虞我詐，朝雲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今天你殺人，明天人殺你，殺人的人再被人殺，一直到全部殺光為止。在這場權力爭奪戰中，無論賢愚，不分長幼，都如飛蛾撲火般爭相湧進權力的漩渦中心。比如，趙王司馬倫，儘管“素庸愚”、“頑鄙無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權力乃至對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識如陸機，雄豪如劉琨，才華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賈氏黨人賈謐“二十四友”之中，為人所詬病。賈氏一黨敗亡，“二十四友”雖然雲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誅外，其他人仍未從權力鬥爭中抽身而退。陸機兄弟不聽顧榮“還吳”勸告，先依司馬穎，又被司馬穎所殺，留下“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的長歎。劉琨先結附於司馬倫，後依違於司馬冏，若不是後來戰歿沙場，亦難不讓人指為追逐權力之輩。可以説，權力如同一劑春藥，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勢，不明事理，前赴後繼，執迷不悟，義無反顧。

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屬於清流時望之士，在掌握權力之後，彷彿馬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甚至讓人感覺，他們掌握權力的過程，就是“變質”的過程。比如，司馬亮史稱“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專權，則權歸私門，“冠蓋車馬，填蓋街衢”，頓失時望。又如，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因眾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然而一旦專權，則“驕奢擅權，大起府第”，“耽於宴樂”、“沉於酒色”，“中外失望”，以至敗亡。再如，司馬穎“器性敦厚”、“眾望歸之”，然而一旦專權，則“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司馬)冏時”，尤其“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又如，司馬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專權，則“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跡，四海所知”，同樣“大失眾望”，最後憂懼而死。權力又如同一劑毒藥，感染了每一個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難以清醒，難以掙脱，猶如杜牧在《過秦論》中所説，“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總之，權力真是個壞東西，不管是誰，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錯亂。

當然，權力既不是春藥，也不是毒藥，與其説權力是個壞東西，不如説不受制約的權力才是個壞東西。回過頭來看八王的競相登場，每個人在出場之前無不躊躇滿志，然而一旦掌握權力後其表現卻又無不令人大失所望。這不禁讓人想起馬克斯?韋伯所説，與其將權力建立在個人魅力的“卡里斯瑪”權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權威之上。儘管這種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瑪型政治那樣激動人心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然而卻更穩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預期性。人性總是有弱點的，有弱點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約的權力，想不變質都難。與其將權力的運轉寄希望於個人威權的自制(或者説開明專制、仁慈的獨裁者等)，不如寄希望於制度的約束。這是因為，個人威權的不可預測，根源就在於我們無法寄希望於其道德品性——事實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個人的威權當然可能使事情變好，然而更多的情況卻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總之，權力這個東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亂，關鍵在於是否將它鎖進籠子裏，讓它戴着制度的鐐銬跳舞，而不是過於相信掌握權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會有“八王之亂”這樣不斷重複的歷史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