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著名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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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歷史故事篇一：唐睿宗三讓天下

唐睿宗李旦兩次即位相距長達20xx年。在這20xx年中，唐王朝的中央政局波詭雲譎，令後人眼接不暇。

睿宗一生，稱得上富有傳奇色彩，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兩次登基，更主要的是由於他的“三讓天下”。 睿宗第一次即位，是武則天在洛陽宮中廢中宗皇帝為廬陵王的第二天。由於這時武則天的政治經營還沒有達到足以改朝換代的火候，身為她幼子的豫王李旦就被立為新君。睿宗於是就成為繼中宗之後的唐朝第五任皇帝。

一讓母親 睿宗被立以後，他不僅不能在正宮上朝聽政，且只能居住在別殿，武則天則以太后身份臨朝稱制，睿宗實際上是個傀儡皇帝。垂拱二年(686)正月，她下詔復政於睿宗皇帝。睿宗堅決表示不同意，武則天也就順水推舟，依舊臨朝稱制，把持朝政。 永昌元年(689)，武則天開始使用周曆，同時，改元為載初元年(689)。這一年，武則天開始使用了自己的新名字--曌。為了配合武則天的政治改作，不久有數萬人上表請願，請求武則天實施改朝換代。 處於政治波瀾中心的睿宗，更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睿宗也上表請求母后榮登大寶，並懇請賜自己姓武。睿宗此舉未必是出於本意，卻使武則天的改朝換代有了一個台階，也使睿宗自己得保平安。

二讓皇兄 聖曆元年(698)三月，武則天將廢黜為廬陵王的中宗從房陵召回。睿宗“數稱病不朝，請讓位於中宗”，顯然，睿宗稱病只是一個藉口，他是認為自己年幼，不願意陷入和皇兄的政治較量。 唐睿宗的推讓，不僅説明了他的明理和識趣，也使武則天可以名正言順地重立唐中宗，同時避免了他們兄弟二人之間的不和諧。睿宗讓位既保護了哥哥，也讓自己有更多機會組織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團，擴大自己勢力，同時也避免被嚴密監視，一家人這時才被放出來。 神龍元年(705)張柬之等發動政變，逼武則天退位，擁立中宗，不久，中宗又別出心裁地把睿宗立為皇太弟，這顯然與他推讓皇位繼承人的舉動有關。對這一稱呼，又因為睿宗的堅決推辭而作罷。由於睿宗的謙讓，他在中宗復辟以後的政治漩渦中，雖然屢屢遭受猜忌也能夠保得平安。

三讓兒子 景龍四年(710)六月，中宗被韋皇后和女兒安樂公主毒殺。改立少帝李重茂，改元唐隆。安國相王的睿宗加太尉參謀輔政，韋后想仿效武則天把持朝政，把睿宗當作了一大障礙，睿宗從沒有正面爭鋒，一如既往地恭儉退讓，避免遭到已經把持了朝政的韋后的陷害。 由於倒行逆施，韋后最終走上了末路窮途，睿宗的三子李隆基、妹妹太平公主等聯絡禁軍將領擁兵入宮，將韋后誅殺，廢黜少帝李重茂，擁立睿宗重新登基。在少帝下詔讓位的時候，睿宗依舊上表推讓，在眾人的強烈要求下，他才勉強同意。 睿宗這次即位後的第二個月，就把誅韋有功的三郎李隆基立為皇太子，同時，改元景雲。到延和元年(712)八月二十五日，在位26個月的睿宗再次讓位，把皇位傳給了太子李隆基，自稱“太上皇帝”。

至此，睿宗的第三次讓位也宣告完成。 睿宗三讓天下，他一讓母親，應系情非得已;二讓皇兄，原是事出有因;三讓兒子，可謂實屬無奈。不過，睿宗三讓天下，均保自己平安如初，有驚無險，就連司馬光也評價説：“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然而，睿宗是不是真的“好讓”，倒也未必，只是他這最後一讓，竟讓出了一個新君玄宗，唐朝在玄宗時期步入了一代太平盛世，開元盛世的來臨，是在睿宗之後的歷史延續。

唐朝著名歷史故事篇二：唐朝商人的起義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較好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頂盛時期。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較好的發展，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千里來到中國，進行各種商業活動，進一步促進了唐朝商業的繁華，出現了許多象洛陽、長安這樣繁華的商業都會。

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的勢力自然有所增強。商人不僅經濟實力強大，更是數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儘管如此，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仍然相當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僅是不能做官，就是連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對大臣房玄齡説：“脱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只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給他們一些物質上的好處就可以了，千萬不能讓他們做官，和朝庭上的聖賢明君們坐在一張桌子上。在唐高宗時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視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黃衣服，不得坐馬車等。更為甚者，商人的生命財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必然引發了商人的抗爭，迫使他們與唐代末年的地方軍閥勢力聯手，共同對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們試圖通過採取武力的方式進入國家政權體制。

一是發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長安。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後不久，藩鎮勢力日漸驕橫。頗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對此十分不滿，決定以武力削藩。無奈藩鎮叛亂不斷，“河南、河北連兵不息”，由此國庫日益空虛，軍費開支逐漸緊張起來。這時，主張“以刑名整齊天下”的奸相盧杞及其同黨趙贊(度支使)、韋都賓(太常博士)等認為：“貨泉所聚，在於富商”。於是，他們打着“借商”的招牌，對長安工商業者大肆掠奪，“京兆尹豐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以搒捶。”以致“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面對政府這一野蠻的搜刮行徑，城市工商業者忍無可忍，“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盧杞)於道訴之”。最後德宗迫於羣眾的巨大壓力，也不得不下詔廢罷了這次所謂的“借商”活動。(見《舊唐書?盧杞傳》)這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者第一次統一的政治鬥爭，並取得了勝利。

二是發生在唐昭宗天覆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經過唐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唐朝已是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混戰一片。“機智權勇，出於流輩”的王建在四川的爭戰中逐漸崛起，並於昭宗大順二年(891)榮升西川節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剛剛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的王宗滌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滌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眾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為自己建造王府。繪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稱為“畫紅樓”。由於宗滌本姓華名洪，王建以畫紅與華洪諧音而心生疑竇，遂有誅殺之念。恰逢大將王宗佶(亦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戰功，便散佈流言蜚語進行誣陷。昭宗天覆二年(902)，王建趁機將他召回成都責問，宗滌難以自辯，慷慨陳詞：“三蜀(指東川、西川和漢川，又稱三川)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最後宗滌慘遭縊殺。廣大工商業者和軍隊將士聽到這一消息異常悲憤，“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見《資治通鑑》卷258和卷263)以此表達了對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將的擁戴和對濫殺功臣的王建的憤慨之情。

三是發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開封(汴京、東京)。這次是為悼念宋朝名相司馬光而開展的。司馬光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將。由於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實施過程中有蜕變情況，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嚴重危害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所以，當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駕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廢除新法，並把司馬光推向了政治前台。這位靜居洛陽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澠水燕談錄》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們空前的歡迎。“民遮道呼日：‘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温公行狀》)有的人甚至爬到樹上屋頂去觀看，造成“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的熱鬧場面。明人馬巒在《司馬温公年譜》中慨歎地説：“時得人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評價之高，無以復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馬光才比較容易地罷廢了絕大部分新法。正當人們對他有更高期望時，他卻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司馬光去世的消息震動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禮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趕往西府，“臨其喪，哭之甚哀”，決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們紛紛前往弔唁;而眾多的工商業者也按捺不住他們的悲痛情緒，竟“罷市往吊”(《宋史?司馬光傳》)，表達了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緬懷深情。

這三次罷市分別發生在唐朝中期的長安、唐朝末葉的成都和北宋後期的開封，這些都是當時經濟繁華、工商業者相對活躍的都市，罷市活動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儘管規模還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業者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唐朝著名歷史故事篇三：唐太宗讓魏徵夫人吃醋

魏徵乃唐太宗貞觀期間的丞相，很多功績也經常受太宗賞賜。有次，唐太宗要賞女人給魏徵，還説好像什麼都賞過，唯獨女人沒有賞過。魏徵不敢要，説是要問過他家裏的夫人。太宗氣，天子賞臣子，如何不可?滿朝文武哪個不是三妻四妾。魏徵請求允許他回家問過夫人。數日後，太宗沒有忘記此事，問魏徵，魏徵言夫人不同意，太宗不悦。

太宗於是設宴，請近臣。席間請來魏徵夫人，問：“朕賞賜魏徵女人，你為何不準?”夫人説，“國事自然由他説了算，家事須得聽我的”。太宗有氣，又問，“天子賞賜臣子，是國事還是家事?”夫人無言，沉默後，堅定地説：“有她無我，有我無她!”太宗氣甚，命人取來毒酒一杯，厲聲道：“如此，請飲此毒酒。”夫人舉手就取，一飲而盡。魏徵着急，擋之不住，苦。

太宗問：“夫人，你飲這毒酒，味道如何?”夫人稍定，答：“與我家醋味相似。”羣臣皆大笑，太宗亦忍禁不住，高聲道：“以後再遇此事，你就吃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