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認真看完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一定領會了不少東西，是時候抽出時間寫寫讀後感了。是不是無從下筆、沒有頭緒？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記得上大學時“國學”興盛，有一次在圖書館無意中翻到《萬曆十五年》時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萬曆十五年這發生的看似瑣碎的事情作為線索展開敍述，全面展示了明代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裏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脱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着，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個人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中國幾乎停滯不前，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遊牧民族的節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沒的邊緣，落日餘輝，敗落已經是無可逆轉的事了。
作者選擇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們看起來都認識到了帝國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出現的問題，也曾滿腔熱情試圖扭轉帝國的命運。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傳統，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追求來説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着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全書第一章從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和聰穎好學寫起，他卻最終清算了自己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一切祖訓和舊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能決定國家的方向。第二章，繼任首輔申時行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勸和，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這種過於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國家發展陷於停滯。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羣臣互不相讓，在認識到無法實現個人意志後，對朝廷官員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羣臣，活着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敍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作者認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説明這一看法。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明朝晚期的癥結所在，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官僚組織鬆散，導致國家實力空虛，而微薄的薪水又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羣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讀完全書，有種深深的壓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結論是：精神解放重於一切，革新才能引導潮流，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今天，國家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政治改革、醫療教育、廉政建設等等，有人得過且過，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正如xxx説“改革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十八大號召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學習國內外先進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務實，勤儉節約，不説空話，勵志創新，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下，重塑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又不是西方簡單照搬，而是一個自信自強開放創新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不斷改革中，產生於對民生問題的不斷解決中，或許，這就是實現“中國夢”的努力方向。
黃仁宇先生寫史手法特別，《萬曆十五年》截取了歷史的一個剖面，讓時間停留在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以該年前後的史事為中心，從描寫一個皇帝和五位官員入手，即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矛盾的哲學家李贄，抽絲剝繭，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史為鑑，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在此，我只想談談讓我感觸較多的兩位人物，萬曆皇帝和戚繼光。
萬曆皇帝朱翊鈞。聰明敏感，早熟，初欲勵精圖治，後日形消極。1572年9歲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後離開人間。
萬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明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承平日久，府庫隨之日見充實，實現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1582年7月，張居正病逝，萬曆18歲，他決心破除對外的柔弱印象，勵精圖治，但恰在此時，他觀看了宮廷內戲班演出的《華嶽賜環記》，戲裏的國君慨歎地唱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時，聰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識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輔張居正的傀儡，而並非大權獨攬的君主，於是從否定張居正提倡的全國耕地丈量開始，揭開反張運動序幕。經張居正事件後，萬曆對一切都持懷疑的態度。
倒張之後，萬曆發現自己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自己貴為天子，只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身為皇帝，萬曆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萬曆以自己的聰明，意識到自己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受制於廷臣，文官集團才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斷的應付許多重複事件和不變的禮儀。
在與文官集團抗衡的過程中，萬曆是孤立無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鄭氏陪伴，但因文官們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悒鬱寡歡，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萬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且長達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願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禮儀；不派人遞補出缺的高級職位；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決定，一個官員出任什麼官職，竟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籤。
萬曆，這個孤獨的君主，在認清現實後，無意於做積極有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他頑強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謂的“無為”消極抵抗。
——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將領，卻生逢重文輕武的朝代，在不能改變環境的情況下適應環境，最大限度的發揮才能，一酬壯志，在清算張居正運動中作為前首輔黨羽被參劾，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寂寞和淒涼，後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歷史上除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在這種制度和風氣影響下，“軍户”徵兵、軍事補給制度嚴重落後，兵源不足、補給不足、裝備落後，“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對於將領的選拔，則認為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後雖有武試，但又重在刀槍弓馬是否嫻熟，筆試只求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武備繼續廢馳，軍事組織不斷衰退。直至16世紀中葉，倭寇以戰術的優勢和武器的精良屢次入侵且長驅直入，文官集團才驚覺這低能的軍事制度將要危及整個帝國以及他們個人的安全，但思變的結果仍只在於選擇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的高級將領，而非改革落後的軍事制度。
在種種落後的情況下，戚繼光着手組織他的新軍，世人稱為“戚家軍”；確立了鐵一般的軍法，即集體負責的“連坐法”；戰術上注重協同配合，研習“鴛鴦陣”。終其一生，戚繼光以鴛鴦陣法作為主要戰術，這並非由於他因循守舊，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難以觸動整個國家體制。戚繼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曾經提出讓戰術全面現代化的建議，但這些有益的建議因涉及軍事制度改革而及於政治未被採納，因而壯志未酬，齎恨以歿。戚繼光選擇腳踏實地，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戚家軍的勝利記錄無出其右，從未在戰鬥中被倭寇擊潰。戚繼光的軍事天才囿於現實並未得到完全發揮，但他接受現實，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一切只為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裏發揮作用保家衞國。“在抗倭戰爭中功績最為卓著的戚繼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的天才的將領。他所以獲得成功的要點，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理想的實現，除個人的努力外，還須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外因，就算貴為帝王將相，胸中宏願也有得不到現實迴應的時候。在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退一步不失為一種良策，與其抱怨，不如盡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斷向自己的目標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裝齊備，不是所有的堅持都值得稱頌，有的妥協同樣值得敬仰，當然這得看動機和目的，譬如萬曆皇帝的妥協，可悲可歎！戚繼光的妥協，可敬可佩！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閲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敍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於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着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鬱鬱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並未侷限於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曆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曆皇帝屬於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瞭如下圖景:萬曆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峯,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徵,受着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曆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後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瞭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後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於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盪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鑑，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曆十五年》時曾説:“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瞭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説:“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曆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早就耳聞過《萬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樣的好書呢!然而本人才識短淺，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又不甚感興趣，終日只做些個打發時間的無聊之事，並無意志能夠沉下心來拜讀大作。近日，機緣巧合，我終於有幸能夠跟着黃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個年代，用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眼光來審視那段歷史和那段歷史中的人物。不覺一種相見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傳言--這着實是一本能夠並已經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好書。
《萬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譯的這個名字[篇1]樣，1587，相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兩千多年曆史，發生過無數大事件的國家來説，這一年真的太平靜了。然而作者卻憑藉其嚴謹的治學態度，紮實的治學成果帶領我們從這個毫無大事可記的年份中發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鳥瞰整個明王朝的衰敗的背影，進而分析整個中國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於萬曆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的一個謠傳，終於皇帝要對前宰輔張居正調查。期間作者洋洋灑灑數萬言，盡述萬曆皇帝的悲苦而又機械的一生。萬曆並非像我們原先想象中的一樣是個昏庸無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時也很機敏，也想成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後都想做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個急需一個明主的時代，卻恰恰是一個容不下明主的時代，於是萬曆終於從文官集團終日拿來教育人，管理社會的虛偽的封建道德禮教的枷鎖中心灰意冷下來，對朝事日趨冷淡，對人生日趨失去希望!當他最終在立儲這件事中屈服的時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皇權，但是他又決斷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劇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訴我們的是這個時代的帶給人的無盡的痛苦。
1587，距離首輔張居正過世已經五年了。雖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圍繞他的風波並未隨他而去。此刻萬曆正在重新認識這個他昔日的老師，他絕對信任首輔!然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操縱和誹謗下，現實告訴他的是，這個他絕對信任和尊敬的人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偽君子。從昔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擁有絕對權威的首輔到現在為“萬人唾棄”的偽君子，我們僅僅感歎於世態滄桑似乎還不夠。張居正在位的時候，為國辦了不少好事，他想成為相管仲樂毅那樣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蒼生。他要輔佐8歲的皇帝成為新的彪炳史冊的賢主明君，開創“萬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卻越成為眾矢之的。他當然可以憑藉其一時的權勢和萬曆的信任而暫時安穩，但是當其一旦失去這種權勢和信任的時候，他也就摔的越重。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他所不能夠左右的，即使是生為人君的萬曆也無可奈何，因此他的這種抗爭也就成了一種痛苦的悲號!悲號過後，他也就隨着黃土一同走進了歷史，留與後人或是或非的評説!
1587，此時正是首輔申時行當權的時代，他已在這個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時行和張居正一樣，也是萬曆的老師，深受萬曆的信任。他早年受張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學士。但是他這個人極會為人，雖得張居正提拔，卻能夠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免受牽連，最後還能身居首輔。由於親眼目睹了前幾任的種種結局，他深知當時文官集團的勢力之大。即使是人君萬曆尚且拿他們毫無辦法，更何況與他呢。於是，他就充當起了和事佬的角設，憑藉其過人的眼光和傑出的政治才幹去化解各種隱伏的危機，他要調停皇帝與文臣的矛盾，他要調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他還要調解各文臣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和事佬，以至後人在歸結其功績的時候盡無事可記。要知道盡管是“被人唾罵”的其前任張居正都有不少讓人們不得不承認的功績啊!然而正是這種無功績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績，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會條件下一個首輔所能夠做的事情--調和矛盾!然而，生於那個時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後丟官歸家的命運!
1587，還有傳奇人物海瑞的辭世，孤獨將領戚繼光的離開，思想家哲學家李贄的剃度為僧。他們都免不了悲劇的命運。正如作者在書中末尾寫道的一樣：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讀到此，我們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揚的“大歷史觀”了。正是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看待歷史的眼光。他着眼事情雖小，但反映的時代和歷史卻很大。見微知著，處處體現着認識的智慧。
大歷史觀，需要我們跳出當前的視野侷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廣闊的時代背景中去了解歷史，正視現實，開創未來。
初讀下來，已讓我陷入深深的思考當中了......
從小，我就對中國歷史特別感興趣，尤其是中國古代史。通過文字記載，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樣東西是貫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驚歎不已的各種手工藝，現代有歎為觀止的高新技術，這都是人的智慧的結晶。而人的智慧也體現在治國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一句話就很明顯地道出了歷史的重要性。
黃仁宇先生是我上大學後，在老師的推薦書目中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在我看來，《萬曆十五年》其實並不算是專業的歷史書籍，只不過是引導人們從全新的角度去認識歷史，向世人普及歷史。對一般人而言，接觸的歷史就侷限於初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的印象就僅僅定位於教科書的描述，如戚繼光=民族英雄。除了從事歷史相關專業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會去了解歷史背後的點點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對歷史的認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歡歷史，但曾經的我也是這樣。
在還沒看這本書之前，我對萬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可看了這本書之後，我才知道萬曆皇帝並不是我想象中那樣的。由於嘉靖皇帝的荒唐事，萬曆皇帝的母親和首輔張居正從小就用儒家的道理來教導他，要求十分嚴格。例如萬曆皇帝很喜歡寫大字，而且年幼時就能寫得很好。可正是由於這樣，首輔張居正並沒有表揚他，反而剝奪了他寫大字的時間，認為是浪費時間，改學四書五經。在我看來，一個孩子能把大字寫得很好就很不錯的了，是值得稱讚的。可萬曆皇帝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表揚，反而被剝奪了寫大字的愛好。可以説萬曆皇帝的童年時很艱苦的，沒有一點樂趣可言。欲帶皇冠，必承其重。也許在大多數人眼裏，這是身為人君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但萬曆皇帝也是一個人，他也有作為一個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揚。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荒唐與童年長期的壓抑也有一定的關係。因此，現代的教育比較注重鼓勵孩子，關注孩子的身心發展。
而萬曆皇帝登基後，在位初之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後，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這些都是萬曆皇帝的功績，但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印象中的萬曆皇帝都只是一個荒唐皇帝而已。因為萬曆皇帝的執政後期，常常沉迷酒色，荒於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而為什麼萬曆皇帝會突然變得如此荒唐呢？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張居正了。張居正生前的名聲很好，萬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於改革，張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後，很多他的政敵開始攻擊他。起初，萬曆皇帝還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師的，維護張居正。但張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間，由於過於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並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張居正並不是清廉的人，他經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許在張居正看來，自己位高權重，一心一意輔助皇帝，底下的官員的“孝敬”是應當的，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在張居正逝世後，他的這些過錯就被他的政敵利用。當他的這些行為被曝光後，萬曆皇帝覺得自己被騙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誠的、清廉的，可事實卻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這與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並不一樣。至此，萬曆皇帝終於瞭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本質了。萬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所以萬曆皇帝后期變得如此荒唐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除了張居正的形象讓我震驚之外，還有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也讓我重新認識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繼光。戚繼光的確很有才能，也識時務，所以曾經也位高權重。但由於他是張居正提拔的，所以在張居正被清算後，他也被棄用了。這不得不説很可惜，可以説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了。可讓我大跌眼鏡的是，戚繼光也不是一個廉潔的臣子。可能在世人看來，他的功勞遠超他的過錯吧。
張居正之後的首輔是申時行，一個致力於平衡文武官與皇帝的衝突的忠誠的大臣。他一直深信着萬曆皇帝會改過自新的，萬曆皇帝小小的為君之舉也會讓他欣慰不已。
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瞭解的並不算多。對於明朝，總體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較荒唐，宦官比較勢大。看了這本書後，我對歷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觀。無論是哪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屬於自己的人生。他們並不是教科書上描寫的那麼不堪，或那麼完美，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歷史巨輪下的拼搏者。
“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是《萬曆十五年》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後一句。沒錯，萬曆十五年的的確確是沒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歷史的腳步從未停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許多歷史大事件都是平常的一點一滴推動而成的。當今的教育體系的確存在不少問題，但我們都在嘗試着改革，慢慢推動着我們的教育向前發展。只要我們都努力拼搏，我們的教育也必將越來越完善。
第一次聽説這本書的時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單位的圖書閲覽室看着小孩們整理舊書，《萬曆十五年》被他們當做舊書要拉走，我隨手抽出留了下來。後來斷斷續續翻過一邊，因為之前看過《明朝那些事》，所以書中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人都還能有些印象，人總是容易對熟悉的事物感興趣，翻閲幾頁慢慢覺得很有意思。這次在北京與成都往返的火車上，又慢慢地讀了一遍，漸漸覺得有點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談談自己的感受。
黃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這是讓人對此書頗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談到了這本書，聽了他的一番見解有些豁然開朗的感覺，更覺得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準備再翻一遍，順便把自己的感受寫一寫。
書中第一章是從《萬曆皇帝》開始的，從京官接到不實消息而開始，一直講到萬曆皇帝下令清查張居正而結束。這裏面的故事都是從歷史的故紙堆裏檢出來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裏面藴含的卻是意味深長的東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關於萬曆皇帝和張居正，兩人之間的關係是關係歷史的關鍵性因素，張居正生前頗受皇帝信任，從小就在這位老師的教導下成長，登基之後成為元輔的張居正更是皇帝處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後張居正離京前，萬曆皇帝表明心跡稱張先生忠誠上薄雲天，講完後君臣感極而泣。如此的信任與被信任，應該是君臣之間十分美妙的關係，可在6年之後皇帝親自下令抄了這位忠誠上博雲天的張先生的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這裏面的原因諸多，但是有幾點是我想要説的：少年時期的影響，在皇帝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種子。我先舉個例子。有個父親特別喜歡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頭，不管是生活還是學習中出了問題，沒有勸説和引導，有的只有對孩子的打罵。孩子迫於這種威嚴，看見父親總是顯得膽小如鼠而且十分聽話，可就是這個乖巧聽話的孩子，私下裏卻説等到他拳頭夠硬的時候，一定會打回去的。這是一種讓人驚愕的回答，難以置信卻又無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經種下了恨的種子。萬曆皇帝小時候在張先生的教育下讀書學習，稍有不足，便會在先生和母后的威嚴教育下被處罰長跪，有時的這種處罰會長達幾個小時之久。皇帝年方十歲，就在書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績，當他寫完字賞賜給大臣的第二天，張先生就進諫讓他不要再在書法這樣的末節小技上花費時間了，皇帝的日課就取消了書法而只剩經史。皇帝面對這樣的進諫，只能聽從，因為為國大計。從小就被張先生控制着，等到登基以後還是如此，因此那顆種子在皇帝“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優柔寡斷的柔弱印象”的激發下，開始慢慢地生根發芽了。
“表面看來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是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書中這句話説的非常好，有很強的哲理意味。當皇帝決心改變自己的印象時，首先就要擺脱張先生的巨大影響，再加上官僚集團的推波助瀾，張居正這位權傾一時的政治家被炒被沒就只是時間問題了。極點而後必退，人與人之間總是要有個度才好。有一個朋友講到他一段感情時説，那時他是那麼喜歡、那麼在乎那個女孩，就連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時，也要急促促地一連三五個電話告訴她記得帶傘小心被雨淋。事無鉅細的關心，讓女孩覺得要窒息了。後來，當然是以悲劇結束，他以為他那麼愛她，而在別人看來完全是“用力過猛”。張先生把絕大多數精力投放在萬曆身上，從小時候該學什麼、不該學什麼，到後來登基了之後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規定的一清二楚，這種打着為你負責旗號的規定和投入，其實背後還有自己私利的影子，為權為利，最終還是想把別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裏。人最難掌控的就是思想，總會產生對自由的渴望，張先生和那套制度剝奪了萬曆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變相地剝奪了他們生前的平安和死後的安定。
歷史的因果關係，恰恰是歷史的關鍵。我們如果拋開歷史這個重大的課題不談，僅僅談自己這個層面，你發現其實還是一樣的，個人的因果關係也是個人的關鍵。張先生教導皇帝滿口節儉，以至於皇帝沒有錢賞賜宮女，而他自己卻乘坐一頂32人抬着的大轎子，轎子中內分卧室及客室。這樣的言行不一、生活奢華確實讓皇帝動怒不小。所以，事情總有前因後果，看到結果順着往前走總能查出原因，不可能無緣無故就變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時，靜下心來認真找找，你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
教師節這天，(3)班的同學送了這本《萬曆十五年》給我。在表示感謝之餘，也不禁啞然失笑。看來《明朝那些事》不僅影響了我，還影響了他們。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書完整記錄了整個明朝歷史，而《萬曆十五年》只是選擇了歷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張居正的死亡，戚繼光被貶等，這些事情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帝國未來的走勢。當然這些史實，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記載，而且“當年明月”更是將其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
因此，《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並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趣，基本上都是上廁所的時候斷斷續續看完的。
拋開人物、故事不談，只談一些對於明朝的文官集團的認識。關於這一點，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過當時只是簡單地表達而己。因此，我準備在這篇讀後感中，儘可能地展開關於這一點的討論。
萬曆多年不理朝政，與只關注練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極少數的大事，比如戰爭，除了極少數的人，比如當時的首輔申行時，能夠見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時間，那個龍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經很早就廢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無回，甚至大臣的請辭也是杳無音訊。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正是因為萬曆驕奢淫侈才最終導致了後來的宦官專權、民不聊生。這種解讀非常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歷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這一切的出現跟我們正史所歌頌的文官集團有着莫大的關聯。
萬曆剛上任時，還是一個非常有抱負的有為青年。比如，定期出席各種名目眾多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活動，甚至從皇宮步行至天壇求雨等。總的來説，前一階段的萬曆還是非常符合聖明君主的要求的。那麼，是什麼讓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青年變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當時的文官集團。
當時的帝國己經形成了成熟穩固的文官集團，如果説皇帝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那麼，文官集團就是實際的權力操控者。這些文官深受“聖人”教導，並對這些信念堅定不移，希望以此來影響皇帝、改造社會。因此，縱觀明朝整個歷史，無論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還是有為的朱棣，或是碌碌無為的，讓我記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與文官集團的搏弈中度過一生的。換而言之，文官集團決不是對皇帝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無用之輩，即使在很多情況下，皇帝可以動用最高權力，對違揹他的意志的文官進行懲罰，但是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團，皇帝很多時候卻是感覺無能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萬曆本想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但這一決定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自古以來，太子都是立長不立幼。於是，圍繞立太子一事，萬曆跟文官展開了鬥智鬥勇的較量，誰也不肯讓步。
這讓萬曆非常惱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張居正的輔佐，絕大多數時候，他扮演的並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學生的角色。該做什麼，怎麼做，一切由張居正來決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親重修宮殿，以表孝心，但張居正以“己經很豪華”、“聖上應體恤民心”為由拒絕;再比如，皇帝練字練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時，張居正説，“聖上的字己經練得很好的，從今以後，應該做些國事”，一句話，皇帝的這點愛好被剝奪了。
好不容易，張居正死了。萬曆長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權力，就在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突然發現，他依然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做事，文官集團總是要求他按照他們的想法來成君成聖，而不是聽從他的命令來做事。換而言之，萬曆想做一個有實權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團卻只需要一個象徵性地君主。萬曆曾抗爭過，先是軟的，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但是他發現，他可以很輕易地幹掉一個人，但是卻幹不掉這個集團。
以言官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這些言官，輕則彈劾同為人臣的官僚，重則斥責皇帝。比如，萬曆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出席早朝時，就有言官上疏，説“皇帝身體不適，但是後宮卻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檢點。萬曆一怒之下，當然重責了該言官，但是該言官卻因此獲得了“因直獲罪”的美名，以至於後來很多言官紛紛效仿，即使被罷、被貶，甚至被殺，卻依然阻擋不了指責皇帝的浪潮。
到最後，萬曆累了、厭倦了。他既然無力戰勝文官集團，就乾脆放棄吧。於是，他開始拒絕早朝，拒絕出席各項重大的禮儀活動，拒絕接見大臣。皇帝的這一做法，當然引起了文官們的集體反彈，他們紛紛上書，直指皇帝懶散，甚至説，如果這樣下去，將會國之不國，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摺即使講得字字見血，堆得比天還高，這個時候的萬曆己經懶得批一個字了，也懶得反駁，也懶得打回，任由大臣去罵去折騰，他祭出了“無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這麼耗着，帝國也依然有條不紊地轉着。只是1578這一年，張居正死了，社會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時回老家了，內閣裏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繼光被罷免了，東南的倭寇又開始猖狂了。這一切，預示着大明帝國己經出現了覆滅的跡象。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説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着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説：“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歎。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裏，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裏，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説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裏，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着，拖着，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着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裏，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着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脱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説，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以該年前後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中，分別講述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首相張居正、申時行，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六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他們互相獨立，同時之間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萬曆皇帝不同於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職責和權限已與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視為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羣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絕對的抑制。他與他的祖先們雖然在他們臣僚的協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時的文官卻早已成熟。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此時的文官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情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簡單的説，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樣。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萬曆皇帝這一年，由於其特殊性，更是能通過各種事例體現這一點。萬曆皇帝在從政後期，看破這一點，雖然依舊有被老祖宗賦予的權力，但是這權力已經“無能為力”，遂轉而“無為”。
他的兩任首輔兼老師儼然是兩個極端，張居正鋒利，申時行圓滑。無論是鋒利還是圓滑的處事風格，目的都是為了萬曆朝堂的穩固。可惜，歷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終究讓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張居正死後被他一手培養的皇帝批判，後人也顛沛流離。申時行也不得善終，無法功德圓滿。拋去他們首輔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學的他們，將忠君做到了極致。萬般皆下流，惟有讀書高。如果我是張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還活着，我一定淚流滿面。身為讀書人，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所有讀書人的高傲，和自己嚮往的君子之風，在萬曆皇帝的猜疑中，灰飛煙滅。可是人間再無張居正，人間再無申時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當年暗流不斷的朝堂，更是綿延了幾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萬能的。他清廉、節儉、不畏權貴、不屑與官場的腐敗之風為伍，這是從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結果。他將道德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甚至在判案過程中依舊秉承着道德原則。“他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會失敗，毋庸置疑。這並非是他個人之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而遏制法治的成長髮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極為危險的一種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時説“舉朝之中，皆婦人也。”只會削減他同僚對他的同情。
相對於海瑞，戚繼光這個武將甚至可以説是更明白為官之道。戚繼光有着很高的軍事能力，在當時全國邊防守衞混亂的情況下，他成功組建並訓練了戚家軍，使這支部隊成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後期有才能的武將已經消失殆盡，筆者説，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不似明前期的武將似百花爭奇鬥豔，這個時期，只有戚繼光一枝獨秀了。不得不説，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悍。自古以來就有這麼一句話，文官可亂國，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國。所以每個朝代都在盡力打壓武將的權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國的軍隊，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這句話，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書中對邊界軍隊的描述來看，不知有多少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沒有組織的軍隊後勤補給，可以説邊防的守衞軍，形同虛設。無法想象，這個時期積貧積弱不僅僅是百姓，軍隊也無法避免。
至於哲學家李贄，他不相信衞道士們口中的「存天理，滅人慾」，認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慾是一種很正常的存在，這是實話。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萬萬與他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書生們，似乎是在思想上認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卻不能身體力行。李贄説出了他們不敢承認的真話，卻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問題來源於這個時代與社會，讓他無法從中超脱出來。他的一生都在試圖與整個社會抗爭，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後，自殺在了監獄中，也許，這就是這個封建時代的悲劇。
作者將這一年放進了世界史中，讓人對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有了一個大致的對比。從這一年開始，世界悄然改變，西方書寫了一部大國崛起史。表面上四海昇平的大明，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前幾日在書屋看到有人批判黃仁宇，因此興起重讀《萬曆十五年》之念，這幾日讀了兩篇——《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一時有感，記錄下來。
一、人的陰陽
這兩篇中着重講了三個人：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張居正身為帝師、首輔，勵精圖治，整頓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漸有中興氣象，對萬曆皇帝乃至整個皇室以道德標準苛責嚴求，但為推行自己政策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並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諛賄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萬曆視張居正為聖，言聽計從，但隨着萬曆的長大，張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漸看清了張居正的陰陽兩面，失望之餘，張居正被抄家褫職，子孫充軍的充軍，收監的收監，而此後萬曆漸漸認請了文官的兩面性，隱居深宮，形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觀”——皇帝消極怠工，十年不見大臣。繼任的首輔申時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慾與理想，企圖“實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而“藴藉不立崖異”，調和陰陽，結果卻是心力憔瘁，無功而退。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陰陽兩面，只是有人不願審視內心，不肯承認內心中的“陰”，而借“陽”來苛責他人，而苛責他人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會給社會羣體帶來一定的益處，因而也給人以正義之感，而另一方面卻也在滿足着自己的私慾。很多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慾，但不願也沒有勇氣去承認，並且竭力借正義之名掩蓋着私慾，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責別人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另一種人要顯得真誠得多，他們也有私慾，但對自己有着道德的標準，當私慾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被人指責時，沒有勇氣去承認，下意識地為自己尋找理由，自己欺騙着自己，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為自己辯護，並且也竭力讓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確信自己就是沒有私慾的道德堅守者(這種人就像被萬曆認為“訕君詁直”的鄒元標)。
兩種人都不敢正視自己，當然真誠地嚴格地審視自己內心是很難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魯迅、盧梭。
前者有些可憐，乃至可鄙。後者可敬，但迷失自己，並苦不堪言。
二、申時行的委屈
萬曆皇帝因喜歡三子常洛，而想立其為太子，但因廢長立幼遭到眾大臣的.反對，無奈之餘，只得宣佈一年後考慮此事，但後又節外生枝，拒絕立儲。眾大臣聯名上奏請萬曆收回成命。這一大規模的抗議引起龍心赫然震怒。
申時行當時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上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由申時行領銜。當其得知皇帝的反應後，立即上一份揭貼，説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卻未與聞。皇帝回批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但這揭貼被二輔許國截獲，內容也因此在文官中傳遍。
於是申時行遭到嚴厲的彈劾，説他“遁其詞以賣友,祕其語以誤君.陽附羣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萬曆皇帝一開始處罰了這個上奏者，但後繼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着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他除了辭職以外再無無他可供選擇。
從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來講，申時行確實存在的道德的問題。
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申時行可有委屈?我們來揣測一下申時行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以那些文官的話為真實的，申時行事先知道他們的聯名上奏，並同意了領銜簽名。我們可否作這樣的猜測，他確實認為那些文官的意見是對的，萬曆應該儘快立儲，所以有以上行為。但當他知道皇帝的態度後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可能會帶來朝廷大批官員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後果的。而且由於他們的聯名上奏，任何官員的勸諫都不會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他已經把他們都視為敵人。要能進行有效的勸阻,必須勸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時行是最佳人選。因為他是皇帝的蒙師，即使他身為首輔，也規劃着皇帝的就讀和經筵。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個月都有欽賜禮物給他。萬曆皇帝還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文官的最高的職銜，只是申時行辭不領銜而已。這樣如果申時行能跳出事外,作為旁觀者對萬曆勸諫，消除萬曆心中的怒火，減緩聯名上奏帶來的皇帝的反彈，那對朝廷的安定無疑是很有益的。
我們知道，在一個人暴怒的時候，另一方固執己見，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到底，其結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樣申時行如果站在同僚一邊，和皇帝對抗，那麼孤立無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憤慨，進而一意孤行，以強硬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意圖。到那時,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亂，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無數的史實可以證明。
後來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那個首先發難的官員被降級外調，進而又加重處罰被削職為民，二輔許國也“回籍調養”。立儲之事也僵持着。這樣的結果大概是首輔申時行的無奈辭職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氣，所以才只懲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沖天時任性帶來的後果不會如此簡單了事。
但申時行的妥協沒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辭職，雖然萬曆也曾挽留。因為他的威信已掃地以盡，無法作為首輔領導百官了。
申時行一番苦心卻得如此結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幾人能知?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説。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説，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説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着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着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説，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着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説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着（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衞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裏所説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學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