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唐朝的歷史典故

歷史故事即生動又有趣,符合現代國中生的心理狀態,而且也更符合現代國中思維發展的需要,同時,巧妙地講解歷史故事也符合歷史教學的特點,最後,講故事的題材也進一步符合歷史課程的需要。下面是本站小編為您整理的關於唐朝的歷史典故，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關於唐朝的歷史典故篇一：尉遲恭毆打李道宗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的陰曆9月29日，唐太宗李世民來到慶善宮舉行宴會，而且還在宴會上吟詩作賦，有娛樂節目，參與宴會的不是皇親國戚，就是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慶善宮是李世民出生的地方，選擇這樣的宅子舉辦宴會，也可以説是比較隨和的私人宴會。

當然，氣氛隨和不等於隨便，排座次就有講究。當時參與宴會的有同州刺史尉遲敬德，就是隋唐名將尉遲恭。尉遲將軍的分量大家是知道的，在唐太宗開創江山的武將當中，尉遲恭和秦叔寶、程咬金等都是位置居前的大功臣，李世民當年被單雄信追殺的時候，是尉遲恭及時出馬救主，將單雄信打下馬，讓李世民免了一難。這個不僅“説唐”裏有，正史裏也有。

然而，這天居然有人坐在尉遲恭位置的上頭，老尉遲將軍講話很不講客氣，衝着那人吼：“你立了什麼功勞，居然敢坐在老子上面。”

坐在尉遲恭下頭的任城王李道宗出來好意勸解，沒想到尉遲恭不領情，掄起拳頭對着李道宗一頓狂扁，尉遲將軍一手好拳棒，李道宗不一會就滿臉烏青，最嚴重的是，眼睛都幾乎被揍瞎了。

李道宗是唐太宗堂弟，也是大唐的開國功臣，李世民看着自己的老部下毆打自己的堂弟，那滋味不好受，於是宴席也不開了，很不高興地打道回府。

李世民沒有公開處分尉遲老將軍，而是私下裏給他上了一堂歷史課：“我過去對漢高祖誅殺功臣的事，是持否定態度的，我誠心誠意地希望和你們這幫文武功臣一起保守這富貴美好的生活，子子孫孫綿延不絕。不過，今天你是鬧得過分了點，你任職以來，不良記錄也不少，看老兄你的表現，我才明白漢高祖殺韓信，將彭越剁成肉末，也不能説全是漢高祖的錯。咱們大唐立國，講究法度，其實就是賞與罰。你該有什麼待遇和恩寵都給你了，非分的你就不要去痴心妄想了。希望老兄你好好自勉，努力加強修養，不要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

尉遲恭天不怕地不怕，但還是怕老大，從此，他就收斂了很多。史載他後來天天在家裏練仙丹打坐，安享晚年。

唐太宗這番話多少帶點威脅，然而他對待老下屬的方法還是很得體的，他沒有選擇在公共場合批評，照顧了尉遲恭的面子，選擇在私下裏進行教育，讓他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也沒有直接説要如何處理，而是引用歷史上的往事進行旁敲側擊，可以説仁至義盡，對得起尉遲恭的功勞，也對得起大唐的法度。

關於唐朝的歷史典故篇二：永泰公主之死

永泰公主(684年-701)李仙蕙，是唐中宗第七女，韋皇后所生嫡出第三女，初封永泰郡主。李仙蕙在其父李顯復位東宮之後，以郡主身份下嫁武承嗣長子武延基。永泰公主死時僅有十七歲，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墳墓被冠稱為“陵”的公主，規格與帝王相等，關於她的有眾多説法，那麼永泰公主究竟是怎麼死的呢?

永泰公主，香魂依依;眾説紛紜，撲朔迷離。生於帝王之家，唐中宗李顯之女，武則天之孫女;喜榮華正好，年僅妙齡十之有七;恨無常早降，禍起蕭牆一命歸西。生之尊貴，葬之顯赫，死因神祕。

關於永泰公主的死因，文獻記載，唐大足元年九月，永泰郡主(時李顯為廬陵王)因參與議論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為武則天所殺害。一千多年來史學家無有異議，1982年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了《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銘》墓石後，遂引起對永泰公主死因的爭論，有三種説法：

一説永泰公主被武則天處死。《新唐書·則天順聖武皇后紀》中説：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殺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資治通鑑·則天順聖皇后》中説：“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

史書記載，均為懿德太子李重潤與永泰公主，因議論武則天私生活而被其賜死。據兩唐書、《資治通鑑》記載，永泰公主與其夫武延基(武則天之侄孫)及其兄懿德太子李重潤等，由於不滿得幸於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的胡作非為，私下議論，觸怒了武則天，所以招致殺身之禍，於大足元年(701)九月壬申被逼令自殺。

其兄李重潤和夫武延基忤武則天男寵張易之，為武后所殺。張易之垂涎於仙蕙的美色，奈何仙蕙不從，後來張易之在武則天面前屢次詆譭仙蕙，終於致使武則天下令賜死仙蕙，由張易之負責執行，本來皇家美眷完全可以自盡，但是張易之確下令活捉了仙蕙，將其斬首，把玩其螓首良久方才泄恨，可憐年僅17歲的美貌公主腦袋被掛在屋檐下數日。

中宗復位後追贈為公主，以禮改葬，號墓為陵，1960年9月，永泰公主墓誌銘出土，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墳墓被冠稱為“陵”的公主，規格與帝王相等。

一説永泰公主死於難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掘永泰公主之墓，墓室得《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銘》碑。有人考釋1960年9月出土的《永泰公主墓誌銘》後，竟發現永泰公主的死因與史書所説全然不同。

關於唐朝的歷史典故篇三：唐朝商人的起義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較好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頂盛時期。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較好的發展，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千里來到中國，進行各種商業活動，進一步促進了唐朝商業的繁華，出現了許多象洛陽、長安這樣繁華的商業都會。

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的勢力自然有所增強。商人不僅經濟實力強大，更是數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儘管如此，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仍然相當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僅是不能做官，就是連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對大臣房玄齡説：“脱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只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給他們一些物質上的好處就可以了，千萬不能讓他們做官，和朝庭上的聖賢明君們坐在一張桌子上。在唐高宗時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視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黃衣服，不得坐馬車等。更為甚者，商人的生命財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必然引發了商人的抗爭，迫使他們與唐代末年的地方軍閥勢力聯手，共同對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們試圖通過採取武力的方式進入國家政權體制。

一是發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長安。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後不久，藩鎮勢力日漸驕橫。頗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對此十分不滿，決定以武力削藩。無奈藩鎮叛亂不斷，“河南、河北連兵不息”，由此國庫日益空虛，軍費開支逐漸緊張起來。這時，主張“以刑名整齊天下”的奸相盧杞及其同黨趙贊(度支使)、韋都賓(太常博士)等認為：“貨泉所聚，在於富商”。於是，他們打着“借商”的招牌，對長安工商業者大肆掠奪，“京兆尹豐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以搒捶。”以致“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面對政府這一野蠻的搜刮行徑，城市工商業者忍無可忍，“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盧杞)於道訴之”。最後德宗迫於羣眾的巨大壓力，也不得不下詔廢罷了這次所謂的“借商”活動。(見《舊唐書?盧杞傳》)這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者第一次統一的政治鬥爭，並取得了勝利。

二是發生在唐昭宗天覆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經過唐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唐朝已是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混戰一片。“機智權勇，出於流輩”的王建在四川的爭戰中逐漸崛起，並於昭宗大順二年(891)榮升西川節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剛剛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的王宗滌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滌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眾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為自己建造王府。繪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稱為“畫紅樓”。由於宗滌本姓華名洪，王建以畫紅與華洪諧音而心生疑竇，遂有誅殺之念。恰逢大將王宗佶(亦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戰功，便散佈流言蜚語進行誣陷。昭宗天覆二年(902)，王建趁機將他召回成都責問，宗滌難以自辯，慷慨陳詞：“三蜀(指東川、西川和漢川，又稱三川)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最後宗滌慘遭縊殺。廣大工商業者和軍隊將士聽到這一消息異常悲憤，“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見《資治通鑑》卷258和卷263)以此表達了對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將的擁戴和對濫殺功臣的王建的憤慨之情。

三是發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開封(汴京、東京)。這次是為悼念宋朝名相司馬光而開展的。司馬光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將。由於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實施過程中有蜕變情況，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嚴重危害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所以，當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駕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廢除新法，並把司馬光推向了政治前台。這位靜居洛陽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澠水燕談錄》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們空前的歡迎。“民遮道呼日：‘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温公行狀》)有的人甚至爬到樹上屋頂去觀看，造成“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的熱鬧場面。明人馬巒在《司馬温公年譜》中慨歎地説：“時得人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評價之高，無以復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馬光才比較容易地罷廢了絕大部分新法。正當人們對他有更高期望時，他卻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司馬光去世的消息震動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禮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趕往西府，“臨其喪，哭之甚哀”，決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們紛紛前往弔唁;而眾多的工商業者也按捺不住他們的悲痛情緒，竟“罷市往吊”(《宋史?司馬光傳》)，表達了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緬懷深情。

這三次罷市分別發生在唐朝中期的長安、唐朝末葉的成都和北宋後期的開封，這些都是當時經濟繁華、工商業者相對活躍的都市，罷市活動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儘管規模還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業者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歷史意義的。